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毛泽东。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过：“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P148)

　　毛泽东不仅是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正是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2]这是这个时期新中国历史的本质和主流。

　　在这个时期，新中国的建设尽管经历过若干曲折，从总体上说，是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摧毁代表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反动政权，创建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政权的创建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它是先在局部的农村区域建立，而后经过长期斗争，逐步扩展，直至推向城市、推向全国的。毛泽东不仅开辟了创建人民政权的正确道路，而且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政权建设的经验，对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明。这些主张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接受，形成了有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确规定。

　　第一，关于国体。

　　所谓国体，是指国家的性质，即国家的阶级性，也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3](P135)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它还应当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他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我们的主要公式、主要经验、主要纲领。[4](P1480)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新中国的国体。

　　第二，关于政体。

　　所谓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

　　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他的答复是：“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3](P136)

　　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体。

　　第三，关于国家的结构形式。

　　所谓国家结构形式的问题，是指国家的结构是实行单一制还是复合制(如联邦制、邦联制)等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一步确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据此，周恩来向政协代表报告时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5](P11)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第四，关于政党制度。

　　所谓政党制度问题，是指实行苏联式的一党制，还是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或者是有中国特点的新型政党制度的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合作和协商共事的关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功和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而奋斗。同年春，毛泽东指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参加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新中国的创建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党制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的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实践中的形成，并且有了自己的组织形式。

　　在1954年全国人大召开以后，毛泽东强调，政协的组织仍然是需要的。政协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6](P384～385)

　　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继续发挥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这对于坚持和完善新中国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其中的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有着极大的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带领全国人民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沿着一条有中国特点的道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标志。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尤其是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巩固、完善和发展这个基本制度，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和必须实现的庄严任务。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使这个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积极成果，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基本的历史性课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主要是：

　　第一，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

　　1956年4月初，毛泽东即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7](P9)这个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指示了正确的方向。

　　第二，阐明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原则。

　　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及时指出：我们“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8](P289)他把这个“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称作是“第二个革命”。[9](P216)

　　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中国的发展所遵循的是“两步走战略”，即首先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后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大约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又指出，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从而为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

　　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9](P116)这就是说，在一个长时期里，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观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

　　提出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判断是非的标准。毛泽东在论述两类矛盾的学说时，提出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坚持这六条标准，是我国的建设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政治保证。

　　第三，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指导方针。

　　在经济建设方面：

　　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命题，指出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工作，并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主张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中小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等一系列的“同时并举”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阐明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如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主张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主张试办托拉斯；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等)。

　　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主张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主张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让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

　　提出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

　　要求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设想(如国家主席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党代表实行常任制等)。

　　在文化建设方面：

　　指明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

　　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

　　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

　　提出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提出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历史任务。

　　第四，论述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

　　毛泽东十分重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高度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要求采取坚决措施加以防止和纠正。他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为此，他提出：

　　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且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

　　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共产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

　　必须切实解决好“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军队和国防建设、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方面，毛泽东等也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10](P230～232)

　　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革命家提出和阐明的这些富于独创性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基础”。[1](P297)

　　实际上，不仅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所遵循的思想路线；而且毛泽东等在探索中取得的积极成果，已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继承，成了这个理论体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这个问题，胡锦涛同志讲过：“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11]习近平同志也讲过：“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12]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记载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10](P232)

　　三、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毛泽东是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进行探索的，他直接把在探索中取得的成果应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间，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推进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坚持地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奋斗。

　　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过两次严重的挫折。但是整个说来，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依靠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依靠全党同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第一，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当时，毛泽东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6](P329)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许多重要工业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地建成了一批门类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累计达4 956，43亿元。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在毛泽东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新中国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成就。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增强国防力量和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条件，而且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中国与外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平等的原则下发展经济往来创造了前提。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总体上看是相当快的。

　　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

　　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 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 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 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 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

　　从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来看，1957年和1978年分别为：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

　　第三，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建设事业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 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 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这就是说，全国总人口增加了近4亿人，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4亿人，而且还使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了近200斤。这确实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 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 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长起来。

　　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普遍建立了县、区(社)两级医疗卫生机构，60年代又在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解放前，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为25‰，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仅35岁。这个时期，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寿命随之显著延长。中国人不再被讥笑为“东亚病夫”了。

　　在毛泽东领导时期，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邓小平在1979年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1](P167)这些进步，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显示。

　　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一些公正的西方人士也是承认的。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过：毛泽东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获得的”。“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3](P242～243)

　　毛泽东领导时期取得的这些进步，不仅在当时已经使中国极度贫弱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而且为中国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四、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为进行建设事业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始终是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光荣旗帜。

　　毛泽东主张，新中国必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尤其是加强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同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他强调，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14](P520)

　　1950年，当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派海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给了帝国主义者以必要的教训，使他们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苏联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显露出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意图。毛泽东当即严词予以拒绝。之后，他更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同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这是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方针所要达成的根本目标。为此，他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积极发展同各国、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他主张，新中国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加强团结和合作；要把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争取同它们发展关系；对于美国，在反对它对中国的威胁同时，也要争取同它和平共处。毛泽东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15](P815)

　　正是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新中国与同自己接壤或临近的多个亚洲国家，如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妥善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坚决地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对于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国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正是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1](P172)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中国与日本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西方国家出现了同新中国建交的热潮。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逐步被打破。中国的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1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历史表明，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15](P797)同时，也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国进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时，邓小平讲过：“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1](P172)

　　总之，作为中国人民的忠诚的勤务员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不仅“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5](P825)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各族人民是永远不会遗忘的。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7月1日.

　　[3]《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

　　[5]《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

　　[7]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

　　[10]《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1]《人民日报》2007年12月18日.

　　[12]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求是》2008年第7期.

　　[13]《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1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