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理论、思想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求学和革命过程中考察各国制度利弊，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提出的切合实际的救国之道。他的足迹遍布美、日及欧洲等地，曾4次环游地球，4次横渡太平洋，4次横渡印度洋，6次横渡大西洋，7次到檀香山，4次到美国本土，4次到英、法等欧洲国家,7次到越南，8次到新加坡，14次到日本……

　　可以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的四次环球革命之旅，前两次奠定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他勇于吸取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而不拘泥于某一国，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思想，结合中国实际，创立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后两次环球革命之旅，最主要就是为革命宣传筹款。他自1909年5月起两度赴欧美，为国内反清武装斗争筹集经费历时两年有余。前一次把精力投注于法国和美国，特别是美国政界、财界，但法、美当局在政治、外交上仍倾向于清政府，终使孙中山的种种努力成为泡影。后一次赴北美筹款，孙中山把精力投注于华侨，广大华侨具有强烈爱国心，纷纷解囊资助。两次环球经历是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的具体实施，为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中山先生四次环球革命之旅的独特人生阅历和广阔国际视野，造就了他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眼光，使他能够审时度势地充实和完善思想和学说，引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潮流，成为备受全世界华人敬仰的革命领袖和世纪伟人。

　　（作者系民革珠海市委主委、珠海市社科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