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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史学观
作者:    发布时间:2011/12/1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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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的史学修养很高。梁启超曾说:“孙逸仙他虽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锐敏”。这是对他历史见识的称赞。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也说:“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宣传革命的伟大贡献中,就包含他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精辟论述。”孙中山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对史学的重视,发人深思;他关于史学的诸多论述,至今仍具有宝贵的价值。
  孙中山自幼受到良好的经、史教育,青年时期虽然以医学为专业,但历史书籍一直是他用功阅读的。他的同学何允文回忆道:“总理在博济习医时,宿舍中藏有自置之廿四史全部。同学每嘲笑其迂腐及虚伪,以为其购置此书不是攻读,只供陈设之用而已。一日,我抽其一本,问以内容,不料总理应付如流,果真每本都读过。”据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统计,仅1918年至1924年这段时间内,孙中山所藏历史类图书就达116种。他的题词、论著、书信乃至演说中所表现出的深厚的文史功底,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孙中山认为,从事社会革命,进行社会改革,必须懂得历史。他说:“鉴前事之得失,示来者之惩戒。”“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他的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幼年时听太平天国的故事有直接的关系。他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谈话时说:“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1902年,孙中山希望刘成禺研究和著述太平天国史,并说:“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1904年刘成禺写成《太平天国战史》一书,孙中山为之作序。他站在反满革命的立场上,将“逆”改为“反满英雄”,为洪秀全等人翻了案。孙中山在称赞太平天国民族革命思想的同时,对其皇权意识及危害则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太平天国失败的“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门来自相残杀”。并告诫道:“从前太平天国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唯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李大钊精到地评论说,孙中山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
  孙中山通过总结中国历史,深刻阐明了国家统一的悠久传统,他说:“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统属于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时候,各省也很统一。再推到元朝时候,不但是统一中国的版图,且几乎统一欧、亚两洲。”“更向上推到唐朝、汉朝,中国的各省没有不是统一的,由此便知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他坚定地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
  正是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孙中山对历史教育和历史编纂极其重视。
  首先,他对中国悠久的史学之历史有独到见解。他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得多,“有人类遗迹凭据的石头”已存在二百万年。而文字产生后,才有严格意义的历史记载出现。“历史是用文字记载来的,所以人类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后才有历史。有文字的历史,在中国至今不过五六千年”。历史记载最早是由史官承担的。他说:“自唐虞赓歌飏拜以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孙中山还强调史官据事直书和修史机关独立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历代编纂国史之机关,均系独立,不受他机关之干涉,所以示好恶之公,昭是非之正,使秉笔者据事直书。”
  其次,他重视设馆修史工作。1912年民国成立甫始,孙中山即批转胡汉民请设国史院的呈文,同意尽快建立国史院,并提出指导性意见。1916年,他向黎元洪推荐章太炎出任国史馆馆长,说“民国既设国史,以求实录”;“以文所见,则章君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为事择人,窃为最当”。
  第三,在公务员选拔考试中,把历史学及与历史学有关的内容看得非常重要。如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革命根据地颁布《考试院组织条例》,规定在文官选拔中,史学科须考的内容:史学原理、地理学、史学研究法、社会学、史学史、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言语学、人类学及人种学等。从考试范围来看,其中既有历史基础知识又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既有历史学内部的重要门类,又有与历史学有紧密联系的学科。可见,要求是相当高的。
  第四,主张编纂史书,要坚持“信史”原则。1904年,孙中山在为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所写的序中,就提出了“用昭信史”的著史原则。1912年,他在批转胡汉民请设国史院呈文时,又强调撰写中华民国开国“信史”的重要性:“民国开创,为神州空前之伟业,不由信史,何以焜耀宇内,昭示方来。”1917年孙中山为赵公壁《同盟演史》撰序,赞扬作者“以俳体写当时信史”,认为信史的意义在于“可以劝于今而信于来”。1919年,他复函《国史前编》主编蔡元培、张相文,再次强调“信史”的编纂要求。他说,编纂国史“关系至重,亦不宜仓卒速成。要须经以岁月,几经审慎,是非昭然,事实不谬,乃足垂诸久远,成为信史耳”。只有这样的历史著述,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流传久远。
  第五,关于史料广搜博采的原则。史料是编撰历史的基础。史料缺乏,就谈不上信史。对于史料,孙中山主张广搜博采。刘成禺研究太平天国史时,他建议刘氏“搜罗逸文”,并“参考英、日各书,中国野史及官书”,以弥补文献资料不足的缺憾。他重视采用海外资料,如他指示刘成禺,以英人伶俐的《太平天国》两大册和日人曾根虎俊的《满清纪事》“为基本”,撰《太平天国战史》,因为两书“多目击之”,可信度较高。1919年他建议修撰《国史前编》要注意运用海外资料:“至其详细,当从海外各地再行收集材料,乃可呈采。”此外,他认为“家乘”也是重要的史料,因为封建时代所修官史中没有民史的内容,“若里居、生殁、婚异,凡为群之众,非家乘一无所稽焉”;关于百姓社会生活方面的记载,“家乘所详,视官史且信”。因此,他认为,家史可以补国史之阙。
  孙中山虽非专业史学家,但他关于历史学的这些建议都是非常精辟的。
  孙中山的远见卓识,与他善于汲取历史智慧、重视历史学作用的史学观,是密不可分的。应该说,他的史学观,也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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