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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转型的助推器:现代国家构建视野下的辛亥革命
作者: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发布时间:2011/09/3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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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到来之际,如何纪念和反思辛亥革命,应是官方与民间、海内与海外共同面对的问题。不论是探寻辛亥革命的历史真相,还是评估其成败得失,又或者是挖掘它的现代意义,其首要的前提性共识则是:辛亥革命是重大的综合性历史事件。惟有作如是观,才能以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对辛亥革命的多样性理解和后人围绕它所建构起来的多样性记忆。一般而言,1840年爆发的中英战争开启了从“传统”转向“现代”之端绪。然而,在这一漫长而复杂的大变局过程中,真正起到摧枯拉朽之助推作用的则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今天再回首去审视辛亥革命,它对于构建现代国家所起的作用益加彰显。
  一、国家观念的发展变化:从“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
  “中国”到底是谁的国家?在帝制中国,“国家”就等同于君王之“朝廷”。而“朝廷”,不过是“一姓之私业也”[1],历代君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2]。因此,孙中山认为满清专制统治的首要罪状就是:“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3]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观念的长期左右下,“国家”的灭亡并非是“亡国”而是“换朝”。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国家和朝廷的分别,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做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可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4]。也就是说,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下,臣民效忠的国家始终是“王朝国家”。这种传统国家观念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被打破。
  在西力东渐的逼迫下,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觉醒了。有人认为现代国家是“全国人之公产也”[5],是像西洋各国那样,“都是一种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受他种人的辖治,这就叫做‘民族国家主义’”[6]。不过,辛亥革命前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这是因为,为了反抗满清贵族的残暴统治,以汉族之“中国”为正统的观念被作为斗争的利器。正如同盟会的总章所写:“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7]尽管如此,国家已经不是一姓之私有物,而是“民有”,所以孙中山说:“民有的意思,就是民族主义。”[8]辛亥革命后,民族国家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肇建的中华民国,“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9]。各族“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0]。在孙中山看来,“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之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11]。这就是说,建立“民有”的国家,它不再是为了一姓之荣辱,而是为了“保障利权,共谋幸福”[12],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文明大国”。
  二、国家权力的合法基础:从“主权在君”转向“主权在民”
  在帝制中国,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操之于君,所谓“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13]。君王之所以尊贵,就是由于它掌握着国家权力。君王为何能掌握权力?这是由于天命之所归,也就是“君权天授”。
  正是由于“主权在君”,所以天下万民之生死哀荣一系于君。近代以降,“主权在君”论逐渐受到质疑。康有为认为:“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14]
  真正大张旗鼓宣传“天赋人权”,否定君权主宰一切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邹容大声疾呼道:“今日今日,我皇汉人民,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盖欲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独立之权。……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15]既然人民的权利是由天所赋,那么人民就可以自行行使权利。孙中山明确主张:“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16]辛亥革命后,用法律的形式将“主权在民”思想确立起来。由宋教仁、汤化龙等人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鄂州政府之都督,“由人民公举”;鄂州议会则“由人民于人民中选举议员组织之”。[17]《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8]孙中山本人多次宣传和强调这一思想,认为“统治权力,在专制国则属于君主一人,在共和国则属于国民全体”[19],“君权国即如东家生意,权在君主一人。民权国即如公司生意,权在股东多数人。今日之中华民国国家固一民权国也,既曰民权国,则宜为四万万人民共治之国家。治之之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20]。总而言之,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主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21]。
  三、国家权力的运转方式:从“集权专断”转向“分权制衡”
  在帝制中国,国家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因此其权力运转方式表现为“集权专断”。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22]叶适明确主张:“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23]君主为什么要独操权力?荀子认为:“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24]只有如此,方能实现“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25]。
  随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26],晚清政府搞的预备立宪完全破产了,中华民国取代了中华帝国。君主集权专断的权力运转方式一去不复返了,分权制衡成为主导。孙中山是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西方通常所说是三权即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合上传统中国的考选权、纠察权而为五权分立。他认为,“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27]。孙中山明确主张,“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28]。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决的《临时约法》,虽然没有采用“五权分立”,但是分权制衡的权力运转方式得以确认。具体言之,“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有弹劾权,并赋予参议院议员独立行使立法权的权利。[29]尽管分权制衡这一方式旋即遭致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的破坏,但是孙中山仍始终不渝地坚持。他说:“欧美立宪之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美立宪之国,莫不行之。然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30]孙中山明确主张中央政府实行五院制:“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31]虽然蒋介石推行的一党独裁有悖于孙中山的理想,但是要想再回到君主集权专断的时代已不可能。
  四、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从“宗派朋党”转向“社团政党”
  在帝制中国,普通民众没有参政议政权,只有进入官僚体系才能行使参政议政权。但是,在官僚体制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历代王朝存在程度不同的宗派、朋党斗争,尤其是在每一王朝走向衰落、覆灭的时候。恰如论者所言:“吾国最不幸的事,就是凡有党争的事件,都是在每个朝代的末年,秉公正的人起来抗议,群小又起来挟私相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所以人民提起来都头痛。”[32]
  民众在君主专制下毫无参与政治的机会,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形同陌路,“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33]。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哪有结社组党来参政议政的机会与条件!更何况,专制统治者一直厉行党禁。
  这种情形直到晚清才逐步有所改变。首先在于对“党”的认识上。黄庆澄记载了日本友人对政党的看法:“但所谓党者,不过于政治上各异所见,非如中国汉唐朋党之比,盖亦自泰西传来之流弊耳。”[34]很显然,“政党”不同于中国历朝之“朋党”。其次,在晚清预备立宪活动的不断推进中,党禁逐渐松动。1908年颁发了《宪法大纲》,在其“附臣民权利义务”中有如下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35]1911年清廷开放党禁,颁布的文件之一即为《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
  辛亥革命爆发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是以共和为主义之政党结社勃然兴起,由旧革命党即章炳麟一派所率领之光复会改组为中华民国联合会开始,孙逸仙一派之同盟会亦一变以往秘密结社性质为同盟会大政党。其他尚有共和统一会、国民协会、国民共进会、自由党、民社、共和促进会、共和宪政会、社会党、工党、华侨联合会、大同民党、青白社、民生党、进步党、共和统一党、女子同盟会等不遑枚举。而工、农、商各依主义组织合党,大小党社林立各省”[36]。俨然进入“政党政治”时代。但同时应看到,“大党并立割据,小党星罗棋布,中国之政界将愈益多事,盖以自由平等之共和特权赋与该国程度卑浅之人民,使之干预政事,将来之混乱不难逆料也”[37]。孙中山也认识到政党勃兴之初的政治丑态,“国中政党,言之可羞: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38]。基于此,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对政党的看法。他认为:“政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政党彼此相待应如兄弟。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进步。……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39]他还强调“党争”一定严格遵循“党德”:“党争有一定之常轨,苟能严守文明,不为无规则之争,便是党德。”[40]晚年的孙中山把精力主要用在改组国民党从而构建现代国家这一重任上。他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所以这次国民党改组,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41]姑且不论国民党后来的发展态势,但是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即政党来影响政治已成社会之共识。
  五、治国理民的游戏规则:从“礼法之治”转向“宪法之治”
  在帝制中国,为保证政治生活的有序化,在君主的主宰下形成了一整套礼法。《商君书·更法》说:“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朱元璋明确谕示:“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42]“为国之治道,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所以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43]这种“礼法之治”,究其本质就是“人治”。在“人治”游戏规则制约之下的臣民,表现为极大的不平等。这就是《礼记·曲礼上》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走出国门的晚清国人,较早意识到了西方法律与帝制中国“人治”的不同。黄遵宪认为日本“仿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中也”[44]。而垂死挣扎的晚清实行预备立宪,仍顽固主张“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君上“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以及“总揽司法权”等。[45]
  辛亥革命后颁行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人民一律平等”[46],由“议会议决法律案”[47],由法司“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48]。《临时约法》的规定更为细化。它将立法权交付参议院,并详细罗列其职权。临时大总统不可制定法律,但可以“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49]。这就是说,民国时代的法律将不再是由一人来制定与独断。以孙中山、宋教仁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实行平等的“宪法之治”。宋教仁力主由国会制宪。他说:“夫政府分三部,司法可不必言,行政则为国务院及各省官厅,立法则为国会,而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50]而宪法是共和政体的保障,“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51]。孙中山说:“宪法就是一个大机器,就是调和自由与统治底机器。”[52]宪法是民国之基础,“我国原系老专制国,完全为人治人力。今日所望者,则在议员诸君仍以人力觅一立国的基础。基础谓何?则宪法是也。”[53]宪法关乎国家强弱,“国家宪法良,则国强;宪法不良,则国弱。强弱之点,尽在宪法。”[54]孙中山深信会“速日产生完全优美之宪法,驾于欧美以上,作成一中西合璧的中国。表示我国宪法为二十世纪以后之宪法,且表示中国人之中国为最早开化之国。”[55]尽管事非所愿,但是推行“宪法之治”的潮流已不可阻挡。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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