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观察和分析事物以及改造客观世界，重视容易被忽略的积极因素，用战略眼光审视、关注它们的变化，并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加以扶持，利用它们为经济社会服务，是陈云理论思维的又一大特色和亮点。

　　对计划与市场关系中的市场的认识，陈云在1956年党的八大的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与“三个补充”构想，是他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命题的最初表述。

　　1979年2月22日，他同李先念谈话，赞成“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3月8日，他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命题：有计划按比例思想，来之于马克思。“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14]

　　1982年11月14日，陈云同宋平、柴树藩谈话，借黄克诚用“鸟”和“笼子”比喻搞活经济与国家计划的关系，对这个论断又作了形象、深入的阐释。在12月2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他再次阐明：搞活经济就是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不能脱离国家计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15]

　　陈云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辩证认识，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命题，尽管带有历史的痕迹，但是，却显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曙光。因此，被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报告所采纳。此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战略目标，都是在陈云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命题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正如李长春在2005年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讲话中强调的：“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理论上的一个突破，使人们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认识上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为后来逐步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出了重要的历史铺垫。”[16]

　　陈云一生酷爱哲学，钻研哲学，精通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日益炉火纯青。通过梳理和研究陈云的理论思维，笔者认为可以把陈云定格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研究他的丰功伟绩和思想建树，发掘、传承他留给后人的这笔丰厚的理论遗产，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有裨益。

　　(田居俭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