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科学地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实现了全党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意志的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一种必然。《历史决议》起草前后，陈云的思想认识与工作实践，不仅为确立《历史决议》起草的政治前提与思想基础做出了历史贡献，而且提出若干指导性意见，直接影响了决议内涵与形式的形成。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全面概括毛泽东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主要理论贡献，就是以他为代表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科学理论成果。然而，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思想领域，一方面，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推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些人怀疑甚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妨碍了对新中国历史及其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干扰了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坚持和贯彻。

　　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历史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即将复出时致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1］（p.42）在这一问题上，陈云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强调毛泽东在中国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建立了丰功伟绩。［2］这时，尽管是在改革开放前的“两年徘徊”时期，思想领域纷繁复杂，但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路的问题上，陈云和邓小平的思想认识是高度一致的。

　　陈云与邓小平一样，充分肯定和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一起推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导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陈云则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3］随后，陈云主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1979年1月4日，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引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来阐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4］陈云与邓小平关于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贯穿的一条主线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这些思想认识成果及其发展，成为起草《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基础与来源。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后被正式提上重要日程。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并确立了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其中，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1］（pp.291,292）

　　陈云虽然没有像邓小平那样直接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却一直很关心和重视，并通过参加有关中央会议、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以及参加征求意见工作等，对起草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有两次比较集中地提出了对《历史决议》起草的指导性意见：一是1980年11月上旬两次同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谈《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5］这也正是党内对决议草稿进行“四千人大讨论”之时；二是决议修改稿向老同志征求意见时，1981年3月24日，陈云在邓小平来探望他时提出了两条意见；［1］（pp.303～304）另外，在3月间，陈云同起草小组主要成员邓力群进行了四次谈话。［4］（pp.283～286）在陈云分别与邓小平和邓力群的谈话中，有一项共同内容，就是建议《历史决议》“写党的六十年”历史，即在党的“建国以来”历史的基础上“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这一建议最终解决了《历史决议》如何写好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问题。

　　从思想发展史来看，陈云建议《历史决议》“写党的六十年”的历史，源自并依据邓小平为《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确立的指导思想。陈云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4］（pp.283～284）陈云的一个总的认识是，有了党的整个历史，把毛泽东在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毛泽东的功绩和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进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关于《历史决议》从何时写起的问题，起初明确的是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以回顾和总结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然而，新中国的历史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是接续在一起和辩证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与发展贯穿其中，并形成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主线。因此，邓小平在确立《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时，明确提出要写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而且，由于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他认为这个《历史决议》要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仍然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1］（p.292）毛泽东思想是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决议》草稿的党内“四千人大讨论”中，讨论得比较集中的是写不写和怎么写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对此，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丢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1］（pp.298,299）陈云在与邓小平的谈话中提出“写党的六十年”的历史，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并通过邓力群转告给起草小组，［1］（p.303）最终解决了怎么写好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历史决议》尽管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但为了写好毛泽东思想，上溯到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即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历史。这是陈云对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理论贡献，在党史认识问题上蕴涵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建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历史

　　在《历史决议》起草期间，陈云分别与邓小平和邓力群的谈话中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共同内容，就是建议中央在《历史决议》中提倡学习，其中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学习的重点，同时也要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陈云的这一建议是与“写党的六十年”的意见相互联系的，“写党的六十年”解决了怎么写好毛泽东思想这一历史认识与编撰的问题；提倡学习，则解决了通过什么途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陈云建议在《历史决议》中提倡学习，是与学习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分不开的。从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说，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并不断推进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以俄为师”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入了解国情，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能力。

　　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曾作了专门论述。根据这一论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6］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带有中国的特性，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应用和发展。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决议案中要求通过学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7］会后，陈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上传达了全会精神，并在组织部内组织了一个由其任组长的领导干部学习小组。陈云在1939年5月30日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8］一文，并在是年12月写了一篇题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文稿，将学习列为共产党员的重要标准之一，阐述了革命理论对革命事业的指导意义，并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革命理论对共产党员从事革命工作的重要性，批评了过去不把学习理论作为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的思想观念，指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8］（p.188）重视、倡导和带头学习是陈云思想的鲜明特征之一。

　　陈云建议在《历史决议》中提倡学习，与其学习特别是学习哲学的经历有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倡导全党学马列著作、学哲学，并亲自和陈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的问题，其中心内容是犯错误的原因不是经验少，而在于思想方法是否正确，思想方法问题需要通过学哲学来解决。［8］（p.342）这一时期，陈云在通读毛泽东主要著作的基础上，更加认识到实事求是对做好工作的极端重要性。［4］（p.285）陈云以此为例，在《历史决议》起草期间分别与邓小平和邓力群的谈话，阐述了学习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仍然十分重视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哲学，并深刻总结了学习哲学的体会。1957年1月9日，陈云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谈到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指出学习的内容除了总结经验、时事和政治问题外，要学习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从中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4］（pp.45～46）他后来把学习哲学的体会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二是“学好哲学，终身受用”。［4］（p.362）《历史决议》采纳了陈云的这一建议，规定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倡导要把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9］这体现出陈云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学习哲学的思想对《历史决议》起草所发挥的积极推动作用。

　　陈云建议在《历史决议》中还应强调学习历史。在不同时期，因应形势与任务，学习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谈到应该学习什么时指出：“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8］（p.143）他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中强调：“为了把握伟大而又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增加一点革命的理论，增加一点历史的知识。［8］（p.188）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陈云建议要学习历史。学习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是党的一项历史传统，也是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决定起草《历史决议》的主要原因。《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实际上就是全党学习和研究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过程；《历史决议》的通过推动了党史、国史学习及其普及教育。《历史决议》规定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中外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反映出陈云关于学习的思想对《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影响。

　　要准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中的错误，

　　论断要合乎实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中的错误，关系到如何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关系到对党史、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的认识。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在确立《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就指出要实事求是。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1］（p.292）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要对新中国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1980年7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起草《历史决议》的发言中谈到陈云的基本态度，这就是一定要把毛泽东的功过敲定，讲清楚，讲透彻。［5］（p.75）在党内开展的对《历史决议》草稿进行的“四千人大讨论”中，陈云同胡乔木进行了两次谈话，提出了三条意见，集中表现为关于毛泽东的错误问题和发生错误的责任问题。他还就《历史决议》起草问题同邓力群进行了四次谈话，第一次便集中讲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中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4］（p.283）陈云认为，对于正确与错误，不混淆、不掩盖，不夸大也不缩小，这就是实事求是。“敲定”毛泽东的功过，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真正打倒。［5］（p.75）这也是陈云的哲学思想及其对待错误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体现。

　　陈云哲学思想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其特点表现为唯物辩证法的“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方法，并将之与怎样才能少犯错误和怎样使认识更正确联系起来。“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方法，是陈云在延安时期研究毛泽东的著述所领悟到并逐步概括出来的，并不断深化。1947年2月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指出，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所谓难就难在误把了解到的片面情况当成了全部，而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为避免认识片面性，就要“交换、比较、反复”。［8］（p.343）1962年2月8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就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认识更正确些的问题指出，要“交换、比较、反复”，并对此作了具体阐释。他说，“交换”是要和别人多交换意见，要全面地而非片面地看问题。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所谓“比较”和“反复”，就是要比较、权衡各种方案及其利弊，把握情况，使认识更准确，并要进行反复考虑，不要匆忙和急于下结论、作决策。［4］（pp.188～189）对于“交换、比较、反复”这一认识方法，陈云在1978年12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再次提出，并加以强调。［4］（p.235）这一方法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陈云理解的实事求是，就是全面地弄清楚实际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制定正确的政策，其中，弄清事实是关键。因此，他特别重视调查研究。［4］（p.189）改革开放以来，陈云为党重新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对待历史问题上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在粉碎“四人帮”后敢于直面“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问题，拥护邓小平重新恢复中央领导工作，并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提出应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4］（p.234）

　　评价历史的一个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发生的错误。正确对待则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否则就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的探索与创造。陈云在这一历史发展中面对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形成关于对待错误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并成为《历史决议》起草中“敲定”毛泽东的功过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中错误的重要思想基础。他总结说，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代人”，指导了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在于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4］（p.285）

　　陈云对待错误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概括地讲，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错误的发生有其思想认识根源。第二，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但正确的东西常常是从错误中得来。“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4］（p.242）“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不犯错误就不会进步。一个人犯了一次错误，同时也就是得到一个教训，不断地取得教训，方能不断地改进自己”。［8］（p.118）。第三，要客观地估计错误。既不能抹杀成绩，同时也不能掩盖缺点、错误。“不应该机械地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是不是错误，错误的大小轻重”。［8］（p.116）第四，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错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要实事求是，采取客观的态度，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局部和现象。作为执政党，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8］（p.183）有了错误，发现了缺点，就要纠正。批评别人的错误，要指出其错误的根源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8］（pp.116～117）进行自我批评，会使一个人更虚心、更客观，克服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只会使工作做得更好。［8］（p.270）第五，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少犯错误。其方法就是“交换、比较、反复”。在认识问题上，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8］（pp.345～346）

　　陈云自觉地以这种对于错误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既认识和处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又用来观察和分析党史、国史中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陈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而产生的。［4］（p.242）他之所以认为在《历史决议》中要“敲定”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中的失误，赞成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则是源于其对待错误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总之，《历史决议》对待历史问题的基本精神与原则符合历史实际，是科学的，又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从根本意义上，其思想理论基础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云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指导性意见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他坚持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认识和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客观对待历史功过与是非，坚持有错必纠。这些对待历史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反映在《历史决议》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问题的正确认识与处理上，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参引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2］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人民日报》1977年9月28日。

　　［3］《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5］《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3页。

　　［8］《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