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干部队伍代际交替问题的解决

　　领导干部交接班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诚如陈云所言：“党的交接班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都有过痛苦的教训。”[1]在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和他们的战友们高瞻远瞩地认识到交接班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认真细致地建立起一套以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和后备干部培养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交接班制度，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党的交接班问题，走出了一条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执政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一、陈云反复强调解决交接班问题的迫切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大批干部获得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干部岗位。但是由于他们年龄偏大，繁重的工作已经使其力不从心。以国家机关30多个单位主要领导同志的年龄构成变化为例：1965年平均年龄55岁，其中，55岁以下的同志占70%，66岁以上的同志只占5.7%；而到了1980年平均年龄63岁，其中55岁以下的同志只占9%，66岁以上的同志占40%多。[2]

　　干部年龄普遍偏大的同时，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严重。全国省委正副书记平均年龄62岁，66岁以上的占40%。全国地市州委常委，平均年龄为56岁，其中46岁至60岁的占72%，有些地市委书记已经70多岁了。全国县委常委平均年龄48岁，40岁以下的仅占10%，56岁以上的占16%。[3]

　　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和他的战友们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反复强调解决交接班问题的迫切性。1979年3月25日，陈云在主持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要“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他从老同志的现实困难出发进行论述，“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 陈云进而指出：“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4]

　　同一时期，陈云的战友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意识到交接班问题的重要性，并一再强调交接班问题的迫切性。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提出把选好接班人作为一个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来对待。[5]1980年2月24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讲道：“我们老同志都想为党多干些时间，多做些工作，但是年纪不饶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革命事业总有一个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因此培养和造就接班人尤其是中央的接班人，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战略任务。”[6]

　　1982 年 9 月，在十二大上，陈云又从党的事业是否能够顺利进行的战略高度，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注意解决好领导干部的交接班问题。他指出：“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的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当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与迫切性。”“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7]

　　改革开放伊始，陈云和他的战友们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提出了领导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并作为国家的战略问题认真思考和对待。及时、正确和妥善地处理这一问题还有许多具体和细致的工作要开展，陈云在这一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二、陈云与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的逐步建立

　　如同陈云所说，要解决好交接班问题首先是老干部要陆续从领导班子中退出[8]，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是解决好交接班问题的基础。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探索如何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但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制度始终没有真正地实行，反而形成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客观情况。有鉴于此，陈云反复强调离退休工作的重要性，帮助制定离退休制度的指导原则解决离退休人员的后顾之忧，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些努力使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逐步有效地建立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面展开，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加快。据 1982 年底的统计，有 300 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9]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稳定政局、扭转乾坤方面起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些老同志在恢复工作后，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就如同叶剑英在1978年春天曾经写过两句话所形容的：“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10]这大概可以代表这些老同志的心情。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规定。但是，部分老同志刚刚恢复工作，对离职退休问题很难从感情上接受。有些老干部甚至抱怨：老干部“革命时期是篮球，文革时期是排球，转变时期是足球”[11]。另一方面，毕竟岁月不饶人，在老干部积极投入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受到身体的影响，不断有老干部因工作积劳成疾而病倒甚至辞世。

　　面对老干部的这种情况，陈云反复地劝导老干部注意身体，并要求老干部正确对待离职退休问题。陈云指出，“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七十岁以上的干部……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12]陈云十分关心老干部的身体状况，他曾写了“多干就是少干，少干就是多干”的条幅，分别送给薄一波和林宗棠，提醒他们注意身体、统筹兼顾。[13]

　　陈云更进一步指出进行交接班的重要性：“干部青黄不接的状况是客观存在。老干部带病工作的，或者病倒病死的，一天一天增加。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继续不清醒，拖下去，我看许多老干部都要拖死，这对党不利。老干部现在这个年龄，得了重病，说死就死，快得很。有许多同志讲，我身体很好，可以坚持八小时工作。说得好厉害，但是真正坚持八小时工作，坚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还可以，要再坚持下去就不行了。许多老同志面孔看起来蛮红，胖胖的，但身体里头的机构、零件老化了。我看，现在老干部对于提拔中青年干部还不是很清醒，不是感到很紧迫。如果到倒下来的时候，被迫地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这对我们党是很不利的。我们不应该做这种选择。我们要做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立即主动地提拔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党必须这样做。有些老干部，他不讲完全不要中青年干部，但是脑子不那么清醒。这是一个问题。”[14]

　　对于为什么实行离退休制度，陈云在 1982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解释道：“这是因为：一、这些老同志现在比以前战争时期和建国时期年龄增大了，体力变弱了。对许多繁重的工作，已经力不从心。二、党必须建立一套承前启后的干部制度，使精力旺盛、德才兼备的干部站在第一线工作，这是党和国家必须做的大事。”陈云苦口婆心地劝老干部说：“老同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年老体弱，‘必须要服老，不服老是不行的’”。“不自量力地多做，实行的结果，必定很快见马克思。因此，就这点来说，少做就是多做，多做必然是少做。”[15]

　　同时，在老干部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离开了领导岗位就是脱离了革命。针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革命是不是就到头了的疑问，陈云明确回答：“并没有。无论是退到第二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还是离休、退休，都要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老干部只有完成了这项任务，才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16]1983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更加明确地指出，老干部的任务就是：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帮助、培养他们，并主动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17]陈云强调老干部离休退休并不是一退了之，而是要对中青年干部起好传帮带的作用，把班交好。

　　在强调退休制度重要性的同时，陈云还通过努力制定了离退休制度的指导原则，解决了离退休人员的后顾之忧。

　　1981 年 6 月 8 日，陈云召集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就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进行座谈，并主持起草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中国革命经过长期斗争，党内保存了大批老干部，他们都是60以上、70以上高龄。目前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绝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有相当一批老干部带病工作，不能经常受累。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纪要》指出：“干部必须实行离休退休制度，这是根本办法。”《纪要》强调“实行离休、退休办法必须退好。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必须做好的大事。必须把离休、退休的工作办好，决不能使老干部人心不安，必须做到人心安定。因为这关系到几十万应该离休、退休干部的问题，而且关系每个干部将来必须面对的现实。必须有计划地进行这项工作，而且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坚决实行。”《纪要》原则上规定了离休、退休老干部的待遇，提出“对于离休、退休老干部必须在政治上给以应有的待遇，如看文件、听报告、参加重要问题的讨论等等。”“物质待遇上，抗战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时期的离休、退休老干部，退下以后，必须给以优待，住房、医疗、交通工具必须给以照顾。”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可以酌情成立干部休养所，或干部娱乐场所。”“离休、退休老干部都发荣誉证书，并可据以享受一定的社会优待。”《纪要》进一步提出离退休制度化的要求：“总管离休、退休干部事宜的机关是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设立离休、退休干部管理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委的组织部，设立专门机构。”“党必须制定干部离休、退休的条例。”[18]

　　《纪要》提出了解决老干部离退休的后顾之忧的基本原则，同时提出了建立离退休制度的设想。在此基础上，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4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发布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几项规定的通知》。与1978年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相比，老干部的待遇明显提高（见表1）。

　　除了做思想工作并进行制度设计之外，陈云还身体力行支持离退休制度的建设。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陈云同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一起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为全党和全国做出了榜样。1987年10月19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做书面讲话，指出“去年十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表1. 1978年和1982老干部离退休待遇比较[19]

　　在陈云和他的战友们的努力之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逐步建立，并成为领导干部交接班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

　　三、陈云与后备干部制度的逐步建立

　　党的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建立解决了要不要交班、如何交班的问题，党的后备干部制度的建立则要解决谁来接班和怎么接班的问题。陈云反复强调提拔中青年干部作为接班人的必要性，首先提议成立中央书记处作为培养接班人的机构，提出了接班人的选择标准，要求建立专门机构管理中青年干部，并提出成千上万地选拔中青年干部，还亲自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陈云的这些努力使党的后备干部制度逐步有效地建立起来。

　　陈云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现在，中央、省、地三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大多数在六十、七十岁左右。到这些干部成批离去的时候，就将构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现在就要下决心挑选一批四、五十岁的人上来，要好好地多研究一些办法。”[20]陈云一再提醒，“要抓紧选拔一大批四、五十岁的优秀干部到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机关工作，要有人管这个事，要多研究一些方法。”[21]

　　为了使中青年干部得到锻炼，也为了减轻老干部的工作负担，陈云首先提出了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的主张。1979年10月3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提出：“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同志上来，把财经工作好好搞一下。这是国家的大计，党的利益。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搞不动。华国锋太忙了，叶帅年纪大了，我的身体本来就弱，而且今年七十五岁，小平同志虽然身体好，但也是七十六岁了。靠我们不能持久。”[22]1980年2月24日，陈云强调：“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23]陈云进一步提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出席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会议时，陈云强调：“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过，不要安排我进书记处和常委会。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比如，搞十个人，垮了一半，还有五个。书记处工作要实行一人一票制。选举书记处成员时，不要搞差额选举。”[24]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

　　虽然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但是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项工作并不顺利。据统计，1980年，中央、国家机关35个部、委、总局和29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采用群众推荐和组织考核相结合等办法，挑选了近500名选拔对象。但是，实际进领导班子的同志只有43人。29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充实进领导班子的干部107人，人数不算少，但是中青年干部只有25人。[25]面对这种形势，陈云万分焦急。在1981年3月29日给陆定一的回信中，陈云表示：“老干部是重要的，但如果现在不提拔四十几岁的青年干部到各种级别的岗位上，让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经验，接班问题就要成为大问题。现在部长和省委第一书记一级的干部都是六十开外了，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将有极大危险。现在阻力很大，即使先进后出，也进不去。我正为此而呼吁。”[26]

　　为了使全党就选拔中青年干部达成进一步的共识，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杭州疗养地写成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该文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干部队伍老化的问题和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工作的不足。陈云提出摆在全党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不警惕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最后被迫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这对党的事业很不利。另一种是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并由老干部传帮带。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就老干部认为中青年干部没经验的问题，陈云解释道：“中青年干部有朝气，多数有专业知识；但也有某些缺点，并且不成熟，这是中青年人常有的现象。”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的经验丰富，但经验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只要有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才的。”“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陈云还提出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以选拔中青年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27]

　　5月20日，陈云由杭州飞抵北京后就立即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分别送给胡耀邦和邓小平。邓小平高度关注此事，指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好。[28]6月8日，陈云上午与中组部、总政治部举行了关于老干部工作的座谈会，下午会见中组部领导，就成立青年干部局问题提出三点意见：（一）建“庙”要十分慎重，从领导到每个成员，个个“菩萨”都要是好的。（二）这个局要有一个老干部带头；还要有“文化大革命”时期“逍遥派”和红卫兵中优秀的、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因为他们了解那个时期青年的情况。（三）现在不要忙着去提拔干部，首先要花三个月至五个月的时间把“庙”建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直到县委都要按这个方针来办。7月31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建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的通知》，传达贯彻了陈云的上述意见。[29]在陈云的指导和帮助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来。

　　陈云还提出了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四化”标准和坚决抵制“三种人”的标准。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提出要注意干部队伍的逐步年轻化和专业化，努力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1980年5月，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说明，所谓理想的领导班子，就是领导班子的成员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这其间，陈云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把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30]在这年8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表示完全赞成陈云的意见，说这些意见讲得好。[31]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时，又把这一提法正式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32]干部“四化”原则正式进入党的文件。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干部队伍的“四化”写入了党章，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也成为选拔接班人的基本标准。

　　陈云不仅提出了新时期干部的“四化”标准作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准则，还提出坚决不能提拔“三种人”的标准，以防止接班人队伍经不起政治风波的考验。1982年7月3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在提出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指出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即“三种人”，要保持警惕，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撤下来。为此，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组织部门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一定要进行切实的考察。[33]陈云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不能提拔“三种人”。他指出，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为害国家，为害人民。[34]同时，陈云认为，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35]因此他要求中组部、党校和中纪委把好关，不让“三种人”上来。陈云也指出，“三种人”毕竟是少数，要分清“老红卫兵”和“三种人”的界限，要考察干部、了解干部，包括干部的历史。[36]

　　除了就接班人培养进行制度设计之外，陈云还亲自支持地方后备干部的选拔与培养。1982年春天，到杭州休养时，陈云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用两个上午作了一次长谈，中心议题就是上海市要大胆选拔中青年干部，市级班子里不仅要有50岁左右的人，还要有40岁左右的人，特别是要有40岁以下的人；不仅要有第二梯队，还要有第三梯队。1983年春天，陈云到杭州休养得知陈国栋和上海市委已从基层选拔了18位年纪轻、有专业知识、政治思想好的干部，进入市一级领导班子。在5月返回北京途中，他特意取道上海，并于5月21日在住地接见了上海市党政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当时由陈国栋和胡立教、汪道涵等市委主要领导带到陈云住地的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共有10位，其中的吴邦国、黄菊等后来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见了他们非常高兴，跟大家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这一天距离陈云与陈国栋谈话，刚巧一年零一个月。当年在省级领导班子中一下子充实这么多中青年干部的，上海还是第一家。后来，邓小平、李先念来上海视察时，也都接见过这批中青年领导干部。陈云亲自为全党树立一个大胆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样板，对于推动全党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具有深远意义。[37]1992年4月26日，陈云听取吴邦国、黄菊关于上海工作情况的汇报，称赞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谈话结束时，向他们赠送了亲笔题写的条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以资鼓励。[38]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伊始，陈云和他的战友们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党的领导干部的交接班问题。陈云通过制度设计和身体力行来推动这项工作。在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方面，陈云参与制定了相对优厚的离退休待遇原则，为老干部离退休解除了后顾之忧；在当时全国范围精简机构的背景下，陈云主张建立专门的老干部工作机构解决老干部离退休问题；陈云还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地支持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在全国逐步确立，这就解决好了交班的问题。在解决接班问题中，陈云提出了成千上万选拔中青年优秀干部的主张，提出了干部选拔和坚决不能选拔的标准，主张设立专门管理青年干部的机构，还亲自树立中青年干部选拔的样板。经过不懈努力，党的后备干部培养制度逐步建立，这就解决好了接班的问题。

　　通过陈云和他的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代际交替道路，形成以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和后备干部选拔培养制度为核心的领导干部交接班制度。这一制度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应对了领导干部代际交替问题，成功地顶住了国际风云的变化沉浮，而没有像苏联那样使社会主义事业发生严重曲折。可以说，陈云和他的战友们所探索和建立的领导干部交接班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是中国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创新，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借鉴，也为世界政治文明增添了色彩。

　　作者：徐轶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文，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