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简称国史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研究、总结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兴起的。因此，国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同党史研究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无法建立，就是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也会受到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因此，在我们国家，党史必然是国史的核心，党史走向必然决定国史的走向；国史编研与党在建国后历史的编研难免会有内容上的交叉和重合，学科理论也难免会有一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但应当看到，党史编研的对象毕竟是党的历史，学科定位是政治学；即使从史学角度看，它也属于专史范畴。而国史编研的对象则是中国在现代或当代的历史，它与中国近代史的编研相衔接，纯属史学学科，而且属于通史中的断代史范畴（这里说的“断代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那种既有上限又有下限的历史，而是仅指有上限的历史，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仍在继续发展着，并没有下限）。因此，党史编研与国史编研分属于不同的学科，无论在编研角度、范围、重点上，还是在学科理论和方法上，都会有也应当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的角度不同。党史编研是从执政党的角度出发，它要弄清楚、说清楚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如何处理与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与国外政党相互交往，如何进行自身建设等等。而国史编研的角度是整个国家的历史，它要弄清楚、说清楚的是国家政权机关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等各项事业是如何发展的，各项行政制度、法律法规是如何制定修订的，各参政党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就拿建国前后关闭证券市场和改革开放初期开放证券市场这件事来说，党史编研的角度应是党在关闭和开放证券市场问题上的考虑，而国史编研的角度应是证券市场关闭和开放的过程及对社会的影响。

　　其次，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的范围不同。党史编研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及其执政规律和经验，因此，它编研的范围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至于其他领域，比如社会领域的变迁，像婚姻、民俗、服饰、饮食、娱乐方式、人际交往、人口素质，乃至语言的变化等等，尽管与党史或多或少也会有一定关联，党史编研也会有所涉及，但在党史学科中不会也不应当设婚姻史、民俗史、服饰史等研究方向，否则就不成其为党史了。再如，中国共产党会有自己的人口政策史、环境政策史、宗教政策史等等，党史学科应当对这些历史进行研究。但是，党史学科不可能设置中共人口史、中共环境史、中共宗教史等专业，因为客观上不存在这样的历史。又如，党史编研会涉及中共与八个参政党之间的关系，但不应当编撰和研究这些参政党本身的历史，否则会混淆中共党史与参政党党史的区别。然而，上述所有内容都是国史学科可以并且应当设置专业、进行研究的，否则就不成其为国史了。可见，国史编研的范围要比党史编研宽得多。

　　再次，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的重点不同。党史编研的重点应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党的思想理论、组织、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状况，党的领导人、模范党员和与党关系密切的人物的历史和事迹等等。对于这些，国史编研虽然也会有所涉及，但更多的应当研究国家政权机关的活动和行政制度、人事制度的建立与改革，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过程，经济、文化、社会各界的精英人物等等，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各级人大、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的重大举措，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的参政议政情况，著名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的历史，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自身的建设及施政的经验与教训等等。具体到经济问题，党史编研应当侧重于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而国史编研应当侧重于相对具体一些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的变化，比如，财税制度、金融制度、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等等的建立与制定，土地使用、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货币发行、税收种类的变动等等。可见，国史编研的重点与党史编研也是不同的。

　　再次，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也不完全相同。国史编研和党史编研作为史学或与史学相关的学科，都应当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要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的有益方法，都要汲取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在这些方面，二者基本没有什么不同，也不应当有不同。但是，党史编研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需要更多地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多研究一些在古代或近代历史中没有遇到过的特殊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等。而国史编研作为史学的分支学科，则应当基本运用史学的方法，多研究一些与古代、近代历史或其他国家历史之间带有共性的问题，如财税制度、政区划分、农村组织、民间宗教、灾害救济、防疫机制、专利制度等等。在史书编纂的体裁、体例上，党史更适合用当今通行的章节体，而国史除了章节体外，还应考虑如何继承中国史学的编纂传统，采用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方志体、史地体等体裁，以便与中国历代史书相呼应。

　　总之，国史是中国的现代史或当代史，而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各有各的学科属性、研究任务和社会功能，谁也代替不了谁。现在一些国史书与党史书之间存在内容雷同或近似的现象，并不表明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是一个学科，而是由于国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党史书撰写的内容，而党史书则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国史书撰写的内容。这正是今后需要通过加强这两门学科自身建设来加以解决的问题，而不应当成为怀疑国史学科必要性的理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