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整个史学领域中最年轻、最有活力和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国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30年来，经过广大学者的努力，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日趋广泛，研究质量不断上升，成绩斐然。在开展国史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重视国史学科研究队伍的建设，因为只有高素质、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才能促进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不断繁荣。

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我国的史学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国史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后，客观形势也要求党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1979年，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为契机，叶剑英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给予初步的评价。这个讲话稿在全会讨论前曾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见。但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情况下，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文革”这样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一个全面具体的总结来说，叶剑英的讲话还远远不够,而是需要中共中央用正式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的主持和指导下制定的，起草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意见，还在党内4000人范围内进行了讨论，又在一部分党外人士中征求了意见。因此，制定《历史决议》的过程也是一次高层次的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历史决议》对国史研究中的许多难点、热点问题作出了科学地回答，为国史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这一背景下，1982年，胡乔木提议对建国以后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分门别类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方案，经过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宣传部部署，由邓力群、马洪、武衡为编委会主编，组织编辑了《当代中国丛书》。这套大型丛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分卷，数以百计的省部级干部担任各卷的主编或编委，数以千计的各行各业的第一流专家亲自执笔，他们多是常年在本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或理论工作者。他们对所写的内容既有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又有深入的研究。数以万计的各界人士接受采访或帮助查询资料、参与讨论、审阅稿件，参与编写的领导干部、专家、实际工作者有10万多人，邓小平、陈云和江泽民等4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为该书题词、撰写序言。至1999年，《当代中国丛书》出版了150卷，共1亿字、3万幅照片。它利用了大量丰富、确凿的档案材料，叙述内容包括建国后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为系统研究国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94年1月，专门反映国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作为我国国史学界唯一的一本专业学术期刊，分析该刊的作者队伍，可以大致了解国史学科研究队伍的构成、分布及其特点，有助于了解国史研究队伍的全貌，把握国史研究队伍不断演进的脉络和动态。以下拟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自1994年1月创刊至2007年第6期的作者队伍进行统计分析。

（一）对作者所属单位的统计分析

除去社论、座谈会纪要、专题讲话汇编、论点摘编等约260篇无法详细统计作者资料的文章，从1994年第1期至2007年第6期《当代中国史研究》共发表论文、述评、考证、译文、书评等文章1130篇，以下是对作者所属的单位发表的文章数量及作者数量的统计。

表1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发文数量、作者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至2007年第6期，以下数据均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注明。

*　  以文章的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统计依据。

** 括号内为集体署名，合计作者人数时未包括在内。

*** 计算人均发文数量时没有计算集体署名的文章。

详细分析各单位系统的作者队伍，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各自的特色：

1．发表文章最多、作者数量最多——高等院校

在1130篇文章中，有362篇文章的作者来自高校，约占1/3；在总计773名作者中，高等院校的作者为310名，约占全部作者的2/5，这些作者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队伍中的主力军。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阵地，来自高校的作者们不断追踪学术前沿、提出新观点新理论、展现最新研究成果，活跃在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还有不少在校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或参与发表了文章，约占高校发表文章总数的1/5，这些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很多人留在高校或进入了专业的研究机构，继续从事国史研究工作。可以说，高校师生是国史学科作者队伍的主要源泉和稳固的基石。

在各个高等院校中，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国防大学的专家、学者在国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人民大学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在2001年合作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并设立了国史专业的博士点，推动了学者们对国史的深入研究；北京大学是全国名列前茅的综合性大学，其对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国防大学的作者则侧重于建国以来军事史的研究。

 2. 人均发文篇数最多——社会科学院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内研究人文学科的专业权威机构，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者队伍中，社科院的领导、专家、学者是科研成果最为集中的一个群体，人均发表2.35篇论文，体现了社科院系统的研究人员在国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3.国史研究的重要力量——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及地方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离不开对执政党历史的研究。党史研究单位的作者数量和发文数量均排在第3位，这是因为国史与中共党史的建国后部分虽然在研究范围、研究重点和研究角度上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党史是国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党史的建国后部分与国史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因此，党史研究单位的作者也是国史研究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4.具有专业研究优势——中央国家机关、各大部委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

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作者队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不从事历史研究、教学工作，但往往能从历史学以外的角度来阐述历史问题，为读者提供了许多新的思维和视角，很多人的研究成果丝毫不逊于专业学者。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这些作者当中领导干部的比例很大，其中司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27人，占作者总数的近1/3。从作者来源分布上看，总计59个部门当中排名前五名的部门发文数量占总数的1/3，作者数量占总数的将近1/2，这说明在中央、地方国家机关所发表的文章和作者队伍的集中度较高。

5.牢固稳定的“第二梯队”——中共中央党校及地方党校

教育系统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群体，就是中央及地方党校。作为政治理论研究及干部人才培养基地，各级党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来看，各级党校的作者状况与社科院的作者状况差异不大，这体现出党校系统的作者也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但是相对来说人均发文量较少。在作者单位的分布上，中共中央党校学者的发文量占党校系统总发文量的60%，共有30位作者发表了46篇论文，而其余各地方党校发文则较为分散，33位作者合计发表了38篇论文。

6.国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力量——离退休老同志、军队武警系统、外国作者及其他

创刊以来，《当代中国史研究》通过不断增大信息含量来增加影响度、扩大读者队伍和提高学术地位，这就要求其作者队伍的组成也要多样化，不能过于集中，因此刊物在选题的时候非常注重兼收并蓄。

例如，刊物登出了许多现在已经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同志撰写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涵盖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各阶段的若干历史事件，内容则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不同侧面。

《当代中国史研究》还刊登了不少军事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章，反映了共和国成长的一个侧面。而重视历史、善于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是共和国军队的优良传统，许多优秀的作者对于国史理论和国史学科所做的相关研究也非常深入。

另外，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文化领域的交流逐步增加，《当代中国史研究》近年来陆续刊登了一些外国学者最新成果的中文译文，比较及时地反映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学者目前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并能够使读者从更广泛的视角、观点去思考现实中的问题。

除上述分类统计的作者之外，还有一些作者没有进行相关的统计，原因有几个：有的文章没有注明作者单位等相关信息；某些文章的作者无法归属于上述分类，例如来自银行、出版社、报社等；专题座谈会的发言汇总，未将刊登的发言稿按作者一一罗列；有些文章由于是团体署名，如某个课题组、某个编写委员会、编写组等，无法具体归结到某个单位系统中。另外，自2004年第2期起，《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每期刊登一些文摘，使读者能够更广泛、更全地了解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动态，扩大、延伸了杂志的信息量，但没有计入上述作者的统计。

（二）对作者发文量、合作度的统计分析

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衡量其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随着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同许多其他学科一样，相互之间的交叉渗透日益增强，因此合作研究也成为优势互补的最佳研究方式。以下将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者队伍在发文量、合作研究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国史学科研究队伍的整体状况。

表2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发文量统计

表3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发文合作情况统计

* 不含团体署名发表的文章

1.对作者发文量的统计分析

如果以发表或参与发表文章的数量给作者队伍分类，我们会发现其呈明显的金字塔型分布：发表1篇文章的作者人数占整个作者队伍的77%，而发表5篇文章以上的核心作者人数则只占全部作者队伍的5%。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者队伍分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前国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情况。核心作者主要分布在社科院、高校及各级党史研究室系统当中，而中坚作者和基础作者的分布则与各单位系统的作者队伍基本成正比。其中社科院系统核心作者、中坚作者、基础作者的分布比例为1：2：4，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表4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核心作者、中坚作者、基础作者发表文章情况

2.对作者合作度的统计分析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者合作率（合作署名文章占总发表文章的比率）为10.4%，一方面说明大多数作者的独立研究能力很强，同时也反映出目前国史研究仍以个体研究为主，多人合作研究还没有成为科研形式的主体。

《当代中国史研究》历年所发表文章的合作率基本在8%～16%之间波动，合作撰写的文章每年都在10篇左右。2004年以后刊发的团体署名文章减少，不过创刊时的1994年情况有些特殊，当时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第4期（当年为季刊，自1995年起改为双月刊）共18篇文章，都是集体署名。

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合作率最高，这与作者队伍相对专业性不强、跨学科和跨专业的合作可能性更大有关。而高校的合作率高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导师与学生之间非常方便的合作机制。社科院系统及党校系统的合作率明显低于平均水平，体现出了作者的独立研究能力比较强来的特征。

（三）对作者的职称统计分析

职称是衡量作者整体素质、科研水平和取得科研成果的能力的又一个重要指标。在总计的1130篇文章中，可以统计作者职称的为1000人，高级职称、副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博士生（含博士后）、硕士生的比例大致上依次减半。

表5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职称统计

注：按作者发表文章时的职称统计。

1.不同单位系统作者职称分布的差异性

社科院系统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占了69%，是副高级、中级职称作者之和的两倍，充分体现了从事国史研究的社科院系统的专家、学者具有的高素质、高水平；高校和党研室、党校系统的作者职称分布合理，基本反映了现阶段国史研究队伍人才济济的局面，特别是高校作者中有1/4是在校生，他们成为国史学研究的后起之秀；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的作者大多数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包含在职称统计数据当中，从能够进行职称统计的数据上看，高级、副高级和中级职称的作者人数差异不大，显然他们发表文章并不主要取决于作者的职称高低，而是更多的靠部门领域的专业性取胜。

2.对作者职称与合作率的统计分析

表6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职称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队伍的整体趋势是：随着职称等级的提高，合作率下降，说明职称与其独立研究能力是成正相关关系的。博士生（含博士后）的独立研究能力明显高于硕士生，从合作率上相比较，与副高级职称基本相当。

3.对作者职称与发表文章分类的关系比较

表7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职称与发表文章分类统计

从上表中不难发现，论文和书评类文章对于作者的水平要求比较高，与作者职称等级的高低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述评类文章只要作者掌握足够的材料和具备一定的综合、分析、归纳的能力，就可以比较好地完成课题，因此虽然也与作者职称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级别之间的差异不那么明显；而能在学术会议上做专题发言的一般是已经取得高级职称的学术权威或各部门领导就某个问题进行阐述；在校生没有涉及考证类文章，也说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研究还需要工作经验的积累。

（四）对作者研究领域的统计分析

尽管对于当代中国史的分期，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按照《历史决议》，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1956年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56～1966年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66～1976年为“文革”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新时期。由于许多文章论述的内容在时期上有交叉，尤其是论述“文革”前我国各方面建设情况的文章，因此为了便于统计，我们把所发表的文章划分为建国初期至1966年“文革”以前（简称“前17年”）、1966～1976年“文革”时期、1978年之后至今（简称“新时期”）以及所述内容从时间跨度上超越了前面的分类标准（简称“跨时期”）四类，另外还有一些文章诸如叙述纯史学理论问题等内容，从时间跨度上不好界定，因此归为“其他”。

表8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研究领域分析表

通过上表的数据可以说明，学者的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前17年和新时期两个阶段，另外就是跨时期的课题在作者研究的领域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尽管“新时期”的时间跨度已经超过30年了，但发表的相关文章数量与“前17年”的数量基本相当，说明作者们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这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1.对《当代中国史研究》发文量变化的统计分析

每到建国逢五、逢十的年份，由于要集中刊发相关文章，因此当年关于“新时期”的文章数量会明显上升，而由于刊物的年度发文量较为固定（创刊年发文48篇，1995年为65篇，1996年为69篇，1997～2002年基本稳定在80篇以内，2003年至今增至95篇左右），“前17年”文章的数量上相应减少。而到了次年，关于“新时期”的文章明显减少，“前17年”的文章数量则相应增多。而“文革时期”、“跨时期”两类文章数量基本稳定，每年分别在5篇和30篇左右。

2.不同单位系统作者的研究领域各有侧重

高校中研究人员对国史的研究重点是“文革”以前的时期，而社科院系统的研究人员和中央、地方党政机关的作者则以新时期的国史学研究为重点领域；党研室、党校系统的作者国史学研究的重点并不突出，与全部作者队伍的研究领域分布基本相当；各单位系统的作者的国史学研究重点都比较重视时间跨度较大的一些课题，涉及“跨时期”的文章数量约占总数的1/3。

三

《当代中国史研究》自1994年1月创刊至2007年第6期，刊载了大量国史领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国史研究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与它具有一支文化素养好、学术水平高的作者队伍是分不开的。

通过以上对《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队伍状况的分析不难看出，随着国史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开始关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而且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出现了很多专业领域里的学术带头人，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具有很强的综合素质、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文字功底俱佳的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他们的带动下，着眼于反映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的国史学正方兴未艾。

由于国史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了当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不同侧面，因此他的作者队伍来源就更为广泛，甚至包括部分外国学者在内。同时，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对外交往的历史不长，其自身发展的很多理论问题还处在探索阶段，如何更好地把握国内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把这些成果及时、准确、全面地介绍给读者，并使得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可以相互得到启发，这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说，没有一支高水平作者队伍支撑，这个目的是无法达到的。

由于水平有限，所掌握的资料和统计工作中难免疏漏，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整个史学领域中最年轻、最有活力和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国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30年来，经过广大学者的努力，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日趋广泛，研究质量不断上升，成绩斐然。在开展国史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重视国史学科研究队伍的建设，因为只有高素质、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才能促进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不断繁荣。

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我国的史学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国史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后，客观形势也要求党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1979年，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为契机，叶剑英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给予初步的评价。这个讲话稿在全会讨论前曾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见。但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情况下，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文革”这样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一个全面具体的总结来说，叶剑英的讲话还远远不够,而是需要中共中央用正式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的主持和指导下制定的，起草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意见，还在党内4000人范围内进行了讨论，又在一部分党外人士中征求了意见。因此，制定《历史决议》的过程也是一次高层次的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历史决议》对国史研究中的许多难点、热点问题作出了科学地回答，为国史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这一背景下，1982年，胡乔木提议对建国以后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分门别类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方案，经过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宣传部部署，由邓力群、马洪、武衡为编委会主编，组织编辑了《当代中国丛书》。这套大型丛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分卷，数以百计的省部级干部担任各卷的主编或编委，数以千计的各行各业的第一流专家亲自执笔，他们多是常年在本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或理论工作者。他们对所写的内容既有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又有深入的研究。数以万计的各界人士接受采访或帮助查询资料、参与讨论、审阅稿件，参与编写的领导干部、专家、实际工作者有10万多人，邓小平、陈云和江泽民等4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为该书题词、撰写序言。至1999年，《当代中国丛书》出版了150卷，共1亿字、3万幅照片。它利用了大量丰富、确凿的档案材料，叙述内容包括建国后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为系统研究国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94年1月，专门反映国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作为我国国史学界唯一的一本专业学术期刊，分析该刊的作者队伍，可以大致了解国史学科研究队伍的构成、分布及其特点，有助于了解国史研究队伍的全貌，把握国史研究队伍不断演进的脉络和动态。以下拟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自1994年1月创刊至2007年第6期的作者队伍进行统计分析。

（一）对作者所属单位的统计分析

除去社论、座谈会纪要、专题讲话汇编、论点摘编等约260篇无法详细统计作者资料的文章，从1994年第1期至2007年第6期《当代中国史研究》共发表论文、述评、考证、译文、书评等文章1130篇，以下是对作者所属的单位发表的文章数量及作者数量的统计。

表1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发文数量、作者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至2007年第6期，以下数据均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注明。

*　  以文章的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统计依据。

** 括号内为集体署名，合计作者人数时未包括在内。

*** 计算人均发文数量时没有计算集体署名的文章。

详细分析各单位系统的作者队伍，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各自的特色：

1．发表文章最多、作者数量最多——高等院校

在1130篇文章中，有362篇文章的作者来自高校，约占1/3；在总计773名作者中，高等院校的作者为310名，约占全部作者的2/5，这些作者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队伍中的主力军。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阵地，来自高校的作者们不断追踪学术前沿、提出新观点新理论、展现最新研究成果，活跃在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还有不少在校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或参与发表了文章，约占高校发表文章总数的1/5，这些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很多人留在高校或进入了专业的研究机构，继续从事国史研究工作。可以说，高校师生是国史学科作者队伍的主要源泉和稳固的基石。

在各个高等院校中，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国防大学的专家、学者在国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人民大学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在2001年合作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并设立了国史专业的博士点，推动了学者们对国史的深入研究；北京大学是全国名列前茅的综合性大学，其对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国防大学的作者则侧重于建国以来军事史的研究。

 2. 人均发文篇数最多——社会科学院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内研究人文学科的专业权威机构，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者队伍中，社科院的领导、专家、学者是科研成果最为集中的一个群体，人均发表2.35篇论文，体现了社科院系统的研究人员在国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3.国史研究的重要力量——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及地方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离不开对执政党历史的研究。党史研究单位的作者数量和发文数量均排在第3位，这是因为国史与中共党史的建国后部分虽然在研究范围、研究重点和研究角度上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党史是国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党史的建国后部分与国史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因此，党史研究单位的作者也是国史研究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4.具有专业研究优势——中央国家机关、各大部委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

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作者队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不从事历史研究、教学工作，但往往能从历史学以外的角度来阐述历史问题，为读者提供了许多新的思维和视角，很多人的研究成果丝毫不逊于专业学者。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这些作者当中领导干部的比例很大，其中司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27人，占作者总数的近1/3。从作者来源分布上看，总计59个部门当中排名前五名的部门发文数量占总数的1/3，作者数量占总数的将近1/2，这说明在中央、地方国家机关所发表的文章和作者队伍的集中度较高。

5.牢固稳定的“第二梯队”——中共中央党校及地方党校

教育系统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群体，就是中央及地方党校。作为政治理论研究及干部人才培养基地，各级党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来看，各级党校的作者状况与社科院的作者状况差异不大，这体现出党校系统的作者也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但是相对来说人均发文量较少。在作者单位的分布上，中共中央党校学者的发文量占党校系统总发文量的60%，共有30位作者发表了46篇论文，而其余各地方党校发文则较为分散，33位作者合计发表了38篇论文。

6.国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力量——离退休老同志、军队武警系统、外国作者及其他

创刊以来，《当代中国史研究》通过不断增大信息含量来增加影响度、扩大读者队伍和提高学术地位，这就要求其作者队伍的组成也要多样化，不能过于集中，因此刊物在选题的时候非常注重兼收并蓄。

例如，刊物登出了许多现在已经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同志撰写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涵盖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各阶段的若干历史事件，内容则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不同侧面。

《当代中国史研究》还刊登了不少军事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章，反映了共和国成长的一个侧面。而重视历史、善于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是共和国军队的优良传统，许多优秀的作者对于国史理论和国史学科所做的相关研究也非常深入。

另外，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文化领域的交流逐步增加，《当代中国史研究》近年来陆续刊登了一些外国学者最新成果的中文译文，比较及时地反映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学者目前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并能够使读者从更广泛的视角、观点去思考现实中的问题。

除上述分类统计的作者之外，还有一些作者没有进行相关的统计，原因有几个：有的文章没有注明作者单位等相关信息；某些文章的作者无法归属于上述分类，例如来自银行、出版社、报社等；专题座谈会的发言汇总，未将刊登的发言稿按作者一一罗列；有些文章由于是团体署名，如某个课题组、某个编写委员会、编写组等，无法具体归结到某个单位系统中。另外，自2004年第2期起，《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每期刊登一些文摘，使读者能够更广泛、更全地了解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动态，扩大、延伸了杂志的信息量，但没有计入上述作者的统计。

（二）对作者发文量、合作度的统计分析

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衡量其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随着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同许多其他学科一样，相互之间的交叉渗透日益增强，因此合作研究也成为优势互补的最佳研究方式。以下将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者队伍在发文量、合作研究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国史学科研究队伍的整体状况。

表2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发文量统计

表3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发文合作情况统计

* 不含团体署名发表的文章

1.对作者发文量的统计分析

如果以发表或参与发表文章的数量给作者队伍分类，我们会发现其呈明显的金字塔型分布：发表1篇文章的作者人数占整个作者队伍的77%，而发表5篇文章以上的核心作者人数则只占全部作者队伍的5%。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者队伍分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前国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情况。核心作者主要分布在社科院、高校及各级党史研究室系统当中，而中坚作者和基础作者的分布则与各单位系统的作者队伍基本成正比。其中社科院系统核心作者、中坚作者、基础作者的分布比例为1：2：4，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表4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核心作者、中坚作者、基础作者发表文章情况

2.对作者合作度的统计分析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者合作率（合作署名文章占总发表文章的比率）为10.4%，一方面说明大多数作者的独立研究能力很强，同时也反映出目前国史研究仍以个体研究为主，多人合作研究还没有成为科研形式的主体。

《当代中国史研究》历年所发表文章的合作率基本在8%～16%之间波动，合作撰写的文章每年都在10篇左右。2004年以后刊发的团体署名文章减少，不过创刊时的1994年情况有些特殊，当时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第4期（当年为季刊，自1995年起改为双月刊）共18篇文章，都是集体署名。

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合作率最高，这与作者队伍相对专业性不强、跨学科和跨专业的合作可能性更大有关。而高校的合作率高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导师与学生之间非常方便的合作机制。社科院系统及党校系统的合作率明显低于平均水平，体现出了作者的独立研究能力比较强来的特征。

（三）对作者的职称统计分析

职称是衡量作者整体素质、科研水平和取得科研成果的能力的又一个重要指标。在总计的1130篇文章中，可以统计作者职称的为1000人，高级职称、副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博士生（含博士后）、硕士生的比例大致上依次减半。

表5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职称统计

注：按作者发表文章时的职称统计。

1.不同单位系统作者职称分布的差异性

社科院系统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占了69%，是副高级、中级职称作者之和的两倍，充分体现了从事国史研究的社科院系统的专家、学者具有的高素质、高水平；高校和党研室、党校系统的作者职称分布合理，基本反映了现阶段国史研究队伍人才济济的局面，特别是高校作者中有1/4是在校生，他们成为国史学研究的后起之秀；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的作者大多数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包含在职称统计数据当中，从能够进行职称统计的数据上看，高级、副高级和中级职称的作者人数差异不大，显然他们发表文章并不主要取决于作者的职称高低，而是更多的靠部门领域的专业性取胜。

2.对作者职称与合作率的统计分析

表6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职称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队伍的整体趋势是：随着职称等级的提高，合作率下降，说明职称与其独立研究能力是成正相关关系的。博士生（含博士后）的独立研究能力明显高于硕士生，从合作率上相比较，与副高级职称基本相当。

3.对作者职称与发表文章分类的关系比较

表7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职称与发表文章分类统计

从上表中不难发现，论文和书评类文章对于作者的水平要求比较高，与作者职称等级的高低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述评类文章只要作者掌握足够的材料和具备一定的综合、分析、归纳的能力，就可以比较好地完成课题，因此虽然也与作者职称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级别之间的差异不那么明显；而能在学术会议上做专题发言的一般是已经取得高级职称的学术权威或各部门领导就某个问题进行阐述；在校生没有涉及考证类文章，也说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研究还需要工作经验的积累。

（四）对作者研究领域的统计分析

尽管对于当代中国史的分期，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按照《历史决议》，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1956年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56～1966年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66～1976年为“文革”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新时期。由于许多文章论述的内容在时期上有交叉，尤其是论述“文革”前我国各方面建设情况的文章，因此为了便于统计，我们把所发表的文章划分为建国初期至1966年“文革”以前（简称“前17年”）、1966～1976年“文革”时期、1978年之后至今（简称“新时期”）以及所述内容从时间跨度上超越了前面的分类标准（简称“跨时期”）四类，另外还有一些文章诸如叙述纯史学理论问题等内容，从时间跨度上不好界定，因此归为“其他”。

表8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研究领域分析表

通过上表的数据可以说明，学者的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前17年和新时期两个阶段，另外就是跨时期的课题在作者研究的领域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尽管“新时期”的时间跨度已经超过30年了，但发表的相关文章数量与“前17年”的数量基本相当，说明作者们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这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1.对《当代中国史研究》发文量变化的统计分析

每到建国逢五、逢十的年份，由于要集中刊发相关文章，因此当年关于“新时期”的文章数量会明显上升，而由于刊物的年度发文量较为固定（创刊年发文48篇，1995年为65篇，1996年为69篇，1997～2002年基本稳定在80篇以内，2003年至今增至95篇左右），“前17年”文章的数量上相应减少。而到了次年，关于“新时期”的文章明显减少，“前17年”的文章数量则相应增多。而“文革时期”、“跨时期”两类文章数量基本稳定，每年分别在5篇和30篇左右。

2.不同单位系统作者的研究领域各有侧重

高校中研究人员对国史的研究重点是“文革”以前的时期，而社科院系统的研究人员和中央、地方党政机关的作者则以新时期的国史学研究为重点领域；党研室、党校系统的作者国史学研究的重点并不突出，与全部作者队伍的研究领域分布基本相当；各单位系统的作者的国史学研究重点都比较重视时间跨度较大的一些课题，涉及“跨时期”的文章数量约占总数的1/3。

三

《当代中国史研究》自1994年1月创刊至2007年第6期，刊载了大量国史领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国史研究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与它具有一支文化素养好、学术水平高的作者队伍是分不开的。

通过以上对《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队伍状况的分析不难看出，随着国史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开始关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而且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出现了很多专业领域里的学术带头人，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具有很强的综合素质、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文字功底俱佳的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他们的带动下，着眼于反映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的国史学正方兴未艾。

由于国史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了当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不同侧面，因此他的作者队伍来源就更为广泛，甚至包括部分外国学者在内。同时，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对外交往的历史不长，其自身发展的很多理论问题还处在探索阶段，如何更好地把握国内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把这些成果及时、准确、全面地介绍给读者，并使得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可以相互得到启发，这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说，没有一支高水平作者队伍支撑，这个目的是无法达到的。

由于水平有限，所掌握的资料和统计工作中难免疏漏，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整个史学领域中最年轻、最有活力和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国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30年来，经过广大学者的努力，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日趋广泛，研究质量不断上升，成绩斐然。在开展国史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重视国史学科研究队伍的建设，因为只有高素质、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才能促进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不断繁荣。

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我国的史学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国史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后，客观形势也要求党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1979年，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为契机，叶剑英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给予初步的评价。这个讲话稿在全会讨论前曾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见。但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情况下，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文革”这样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一个全面具体的总结来说，叶剑英的讲话还远远不够,而是需要中共中央用正式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的主持和指导下制定的，起草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意见，还在党内4000人范围内进行了讨论，又在一部分党外人士中征求了意见。因此，制定《历史决议》的过程也是一次高层次的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历史决议》对国史研究中的许多难点、热点问题作出了科学地回答，为国史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这一背景下，1982年，胡乔木提议对建国以后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分门别类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方案，经过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宣传部部署，由邓力群、马洪、武衡为编委会主编，组织编辑了《当代中国丛书》。这套大型丛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分卷，数以百计的省部级干部担任各卷的主编或编委，数以千计的各行各业的第一流专家亲自执笔，他们多是常年在本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或理论工作者。他们对所写的内容既有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又有深入的研究。数以万计的各界人士接受采访或帮助查询资料、参与讨论、审阅稿件，参与编写的领导干部、专家、实际工作者有10万多人，邓小平、陈云和江泽民等4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为该书题词、撰写序言。至1999年，《当代中国丛书》出版了150卷，共1亿字、3万幅照片。它利用了大量丰富、确凿的档案材料，叙述内容包括建国后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为系统研究国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94年1月，专门反映国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作为我国国史学界唯一的一本专业学术期刊，分析该刊的作者队伍，可以大致了解国史学科研究队伍的构成、分布及其特点，有助于了解国史研究队伍的全貌，把握国史研究队伍不断演进的脉络和动态。以下拟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自1994年1月创刊至2007年第6期的作者队伍进行统计分析。

（一）对作者所属单位的统计分析

除去社论、座谈会纪要、专题讲话汇编、论点摘编等约260篇无法详细统计作者资料的文章，从1994年第1期至2007年第6期《当代中国史研究》共发表论文、述评、考证、译文、书评等文章1130篇，以下是对作者所属的单位发表的文章数量及作者数量的统计。

表1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发文数量、作者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至2007年第6期，以下数据均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注明。

*　  以文章的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统计依据。

** 括号内为集体署名，合计作者人数时未包括在内。

*** 计算人均发文数量时没有计算集体署名的文章。

详细分析各单位系统的作者队伍，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各自的特色：

1．发表文章最多、作者数量最多——高等院校

在1130篇文章中，有362篇文章的作者来自高校，约占1/3；在总计773名作者中，高等院校的作者为310名，约占全部作者的2/5，这些作者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队伍中的主力军。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阵地，来自高校的作者们不断追踪学术前沿、提出新观点新理论、展现最新研究成果，活跃在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还有不少在校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或参与发表了文章，约占高校发表文章总数的1/5，这些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很多人留在高校或进入了专业的研究机构，继续从事国史研究工作。可以说，高校师生是国史学科作者队伍的主要源泉和稳固的基石。

在各个高等院校中，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国防大学的专家、学者在国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人民大学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在2001年合作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并设立了国史专业的博士点，推动了学者们对国史的深入研究；北京大学是全国名列前茅的综合性大学，其对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国防大学的作者则侧重于建国以来军事史的研究。

 2. 人均发文篇数最多——社会科学院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内研究人文学科的专业权威机构，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者队伍中，社科院的领导、专家、学者是科研成果最为集中的一个群体，人均发表2.35篇论文，体现了社科院系统的研究人员在国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3.国史研究的重要力量——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及地方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离不开对执政党历史的研究。党史研究单位的作者数量和发文数量均排在第3位，这是因为国史与中共党史的建国后部分虽然在研究范围、研究重点和研究角度上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党史是国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党史的建国后部分与国史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因此，党史研究单位的作者也是国史研究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4.具有专业研究优势——中央国家机关、各大部委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

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作者队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不从事历史研究、教学工作，但往往能从历史学以外的角度来阐述历史问题，为读者提供了许多新的思维和视角，很多人的研究成果丝毫不逊于专业学者。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这些作者当中领导干部的比例很大，其中司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27人，占作者总数的近1/3。从作者来源分布上看，总计59个部门当中排名前五名的部门发文数量占总数的1/3，作者数量占总数的将近1/2，这说明在中央、地方国家机关所发表的文章和作者队伍的集中度较高。

5.牢固稳定的“第二梯队”——中共中央党校及地方党校

教育系统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群体，就是中央及地方党校。作为政治理论研究及干部人才培养基地，各级党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来看，各级党校的作者状况与社科院的作者状况差异不大，这体现出党校系统的作者也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但是相对来说人均发文量较少。在作者单位的分布上，中共中央党校学者的发文量占党校系统总发文量的60%，共有30位作者发表了46篇论文，而其余各地方党校发文则较为分散，33位作者合计发表了38篇论文。

6.国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力量——离退休老同志、军队武警系统、外国作者及其他

创刊以来，《当代中国史研究》通过不断增大信息含量来增加影响度、扩大读者队伍和提高学术地位，这就要求其作者队伍的组成也要多样化，不能过于集中，因此刊物在选题的时候非常注重兼收并蓄。

例如，刊物登出了许多现在已经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同志撰写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涵盖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各阶段的若干历史事件，内容则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不同侧面。

《当代中国史研究》还刊登了不少军事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章，反映了共和国成长的一个侧面。而重视历史、善于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是共和国军队的优良传统，许多优秀的作者对于国史理论和国史学科所做的相关研究也非常深入。

另外，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文化领域的交流逐步增加，《当代中国史研究》近年来陆续刊登了一些外国学者最新成果的中文译文，比较及时地反映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学者目前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并能够使读者从更广泛的视角、观点去思考现实中的问题。

除上述分类统计的作者之外，还有一些作者没有进行相关的统计，原因有几个：有的文章没有注明作者单位等相关信息；某些文章的作者无法归属于上述分类，例如来自银行、出版社、报社等；专题座谈会的发言汇总，未将刊登的发言稿按作者一一罗列；有些文章由于是团体署名，如某个课题组、某个编写委员会、编写组等，无法具体归结到某个单位系统中。另外，自2004年第2期起，《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每期刊登一些文摘，使读者能够更广泛、更全地了解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动态，扩大、延伸了杂志的信息量，但没有计入上述作者的统计。

（二）对作者发文量、合作度的统计分析

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衡量其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随着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同许多其他学科一样，相互之间的交叉渗透日益增强，因此合作研究也成为优势互补的最佳研究方式。以下将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者队伍在发文量、合作研究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国史学科研究队伍的整体状况。

表2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发文量统计

表3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发文合作情况统计

* 不含团体署名发表的文章

1.对作者发文量的统计分析

如果以发表或参与发表文章的数量给作者队伍分类，我们会发现其呈明显的金字塔型分布：发表1篇文章的作者人数占整个作者队伍的77%，而发表5篇文章以上的核心作者人数则只占全部作者队伍的5%。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者队伍分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前国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情况。核心作者主要分布在社科院、高校及各级党史研究室系统当中，而中坚作者和基础作者的分布则与各单位系统的作者队伍基本成正比。其中社科院系统核心作者、中坚作者、基础作者的分布比例为1：2：4，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表4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核心作者、中坚作者、基础作者发表文章情况

2.对作者合作度的统计分析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者合作率（合作署名文章占总发表文章的比率）为10.4%，一方面说明大多数作者的独立研究能力很强，同时也反映出目前国史研究仍以个体研究为主，多人合作研究还没有成为科研形式的主体。

《当代中国史研究》历年所发表文章的合作率基本在8%～16%之间波动，合作撰写的文章每年都在10篇左右。2004年以后刊发的团体署名文章减少，不过创刊时的1994年情况有些特殊，当时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第4期（当年为季刊，自1995年起改为双月刊）共18篇文章，都是集体署名。

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合作率最高，这与作者队伍相对专业性不强、跨学科和跨专业的合作可能性更大有关。而高校的合作率高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导师与学生之间非常方便的合作机制。社科院系统及党校系统的合作率明显低于平均水平，体现出了作者的独立研究能力比较强来的特征。

（三）对作者的职称统计分析

职称是衡量作者整体素质、科研水平和取得科研成果的能力的又一个重要指标。在总计的1130篇文章中，可以统计作者职称的为1000人，高级职称、副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博士生（含博士后）、硕士生的比例大致上依次减半。

表5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职称统计

注：按作者发表文章时的职称统计。

1.不同单位系统作者职称分布的差异性

社科院系统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占了69%，是副高级、中级职称作者之和的两倍，充分体现了从事国史研究的社科院系统的专家、学者具有的高素质、高水平；高校和党研室、党校系统的作者职称分布合理，基本反映了现阶段国史研究队伍人才济济的局面，特别是高校作者中有1/4是在校生，他们成为国史学研究的后起之秀；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的作者大多数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包含在职称统计数据当中，从能够进行职称统计的数据上看，高级、副高级和中级职称的作者人数差异不大，显然他们发表文章并不主要取决于作者的职称高低，而是更多的靠部门领域的专业性取胜。

2.对作者职称与合作率的统计分析

表6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职称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队伍的整体趋势是：随着职称等级的提高，合作率下降，说明职称与其独立研究能力是成正相关关系的。博士生（含博士后）的独立研究能力明显高于硕士生，从合作率上相比较，与副高级职称基本相当。

3.对作者职称与发表文章分类的关系比较

表7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职称与发表文章分类统计

从上表中不难发现，论文和书评类文章对于作者的水平要求比较高，与作者职称等级的高低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述评类文章只要作者掌握足够的材料和具备一定的综合、分析、归纳的能力，就可以比较好地完成课题，因此虽然也与作者职称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级别之间的差异不那么明显；而能在学术会议上做专题发言的一般是已经取得高级职称的学术权威或各部门领导就某个问题进行阐述；在校生没有涉及考证类文章，也说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研究还需要工作经验的积累。

（四）对作者研究领域的统计分析

尽管对于当代中国史的分期，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按照《历史决议》，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1956年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56～1966年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66～1976年为“文革”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新时期。由于许多文章论述的内容在时期上有交叉，尤其是论述“文革”前我国各方面建设情况的文章，因此为了便于统计，我们把所发表的文章划分为建国初期至1966年“文革”以前（简称“前17年”）、1966～1976年“文革”时期、1978年之后至今（简称“新时期”）以及所述内容从时间跨度上超越了前面的分类标准（简称“跨时期”）四类，另外还有一些文章诸如叙述纯史学理论问题等内容，从时间跨度上不好界定，因此归为“其他”。

表8　　　　　　 1994～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研究领域分析表

通过上表的数据可以说明，学者的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前17年和新时期两个阶段，另外就是跨时期的课题在作者研究的领域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尽管“新时期”的时间跨度已经超过30年了，但发表的相关文章数量与“前17年”的数量基本相当，说明作者们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这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1.对《当代中国史研究》发文量变化的统计分析

每到建国逢五、逢十的年份，由于要集中刊发相关文章，因此当年关于“新时期”的文章数量会明显上升，而由于刊物的年度发文量较为固定（创刊年发文48篇，1995年为65篇，1996年为69篇，1997～2002年基本稳定在80篇以内，2003年至今增至95篇左右），“前17年”文章的数量上相应减少。而到了次年，关于“新时期”的文章明显减少，“前17年”的文章数量则相应增多。而“文革时期”、“跨时期”两类文章数量基本稳定，每年分别在5篇和30篇左右。

2.不同单位系统作者的研究领域各有侧重

高校中研究人员对国史的研究重点是“文革”以前的时期，而社科院系统的研究人员和中央、地方党政机关的作者则以新时期的国史学研究为重点领域；党研室、党校系统的作者国史学研究的重点并不突出，与全部作者队伍的研究领域分布基本相当；各单位系统的作者的国史学研究重点都比较重视时间跨度较大的一些课题，涉及“跨时期”的文章数量约占总数的1/3。

三

《当代中国史研究》自1994年1月创刊至2007年第6期，刊载了大量国史领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国史研究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与它具有一支文化素养好、学术水平高的作者队伍是分不开的。

通过以上对《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队伍状况的分析不难看出，随着国史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开始关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而且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出现了很多专业领域里的学术带头人，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具有很强的综合素质、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文字功底俱佳的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他们的带动下，着眼于反映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的国史学正方兴未艾。

由于国史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了当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不同侧面，因此他的作者队伍来源就更为广泛，甚至包括部分外国学者在内。同时，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对外交往的历史不长，其自身发展的很多理论问题还处在探索阶段，如何更好地把握国内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把这些成果及时、准确、全面地介绍给读者，并使得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可以相互得到启发，这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说，没有一支高水平作者队伍支撑，这个目的是无法达到的。

由于水平有限，所掌握的资料和统计工作中难免疏漏，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