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连连失败后 蒋介石急于逼美参战

　　浙东作战结束后，解放军开始拟定福建沿海作战计划。由于福建境内的机场一时尚不能竣工，空军无法马上入闽，以浙江为基地的空军只能控制闽东北包括马祖列岛一带的上空。从军事观点上看，这时攻击金门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攻克马祖是有把握的。因为马祖岛上只有国民党守军一个步兵师，连同配属部队不足二万人。华东军区在闽浙的部队进行了首先攻夺马祖的准备，等待着中央军委下决心。

　　在浙东连连失败后，蒋介石急于逼美参战。他一方面命令部队在沿海挑起事端，一方面要求美国承诺直接以武力帮助守卫金门、马祖，并由此将美国直接拖进战火。

　　蒋介石的办法就是丢炸弹。1955年1月10日，国民党军队以12架飞机轰炸福州市居民区。炸死炸伤居民百余人，炸弹落处，硝烟腾起，火光冲天，4000余间房屋化为灰烬，上万居民在春节前无家可归。

　　然而中共不为蒋介石所激，冷眼旁观着美蒋还有什么新花招。

　　金门、马祖两个岛屿，像是从海面伸入大陆心脏的触角。美国一位军事家说到金门、马祖的军事地位时，认为台湾是“反攻复国”的主要基地，而金马则又为登陆的踏脚石，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保台澎必须保金马，保金马以卫台澎。这句话被蒋介石常常用来说明他所以誓死保金门的理论依据。其实蒋介石比谁都清楚，国民党的力量已大大弱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防守沿海岛屿尚且感到力不从心，哪里还有“反攻”的力量？

　　美国开始还是劝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他们可以以美国陆战队和战斗机群驻守台湾。不然死守金门，很可能使之与中共，甚至和苏联发生直接冲突。

　　蒋介石不依。他说他到台湾就是要“复国”的，如果把可作反攻跳板的沿海最后两个岛屿丢掉，谁还会相信他能“反攻复国”呢？

　　艾森豪威尔将就了蒋介石。他以为，国民党的军队的最后一口气，全押在“反攻复国”上，士兵们相信总有一天会打回大陆，才保持了现在这样的士气。如果让他们放弃金门、马祖，就等于粉碎了他们的这个梦想。只要士气一泄，台湾便“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中共随时会将它占领”。

　　3月3日，杜勒斯赴台湾同蒋介石进行了密谈。杜勒斯想解除前嫌，对前一年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所发生的一切承担了全部责任。一般美国人都认为，他太“宽宏大量”了，本来这些责任在许多方面应由美国和台湾共同分担。蒋介石也清楚这一点，不过他欣赏杜勒斯这种精神。回国后，杜勒斯同艾森豪威尔商讨了如何保卫金、马，防止中共进一步攻打台湾。3月10日，国务卿杜勒斯一脸苦相地对总统艾森豪威尔说：“福摩萨（台湾）海峡的形势，比我访问前所设想的严重得多。中国共产党人决意占领福摩萨，放弃金门、马祖不能中止这种决心。如果我们要保卫金门、马祖，我们将要使用原子弹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反击大陆上的飞机场。”

　　有了美国撑腰，台湾的口气更硬了。3月22日，蒋介石在对美国报人谈话时宣称，台湾为保卫金门、马祖，将战斗至最后一个人。此后在许多场合及私人谈话中，他都一再表示，要誓死保卫金门、马祖。陈诚也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表示，即使金门、马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一定要坚守下去。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暗示，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使得美国国内与世界舆论都对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前景深感忧虑，连美国的盟国也强烈反对。加拿大外长皮尔逊立即宣布加拿大将不为沿海岛屿而战。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说：“除了蒋介石委员长外，我们所有的盟国都认为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战争。”

　 艾森豪威尔政府内外交困 中美之间开始大使级会谈

　　艾森豪威尔也有些担心：“对共产党发起的任何进攻金、马行动进行外部干涉，都会受到世界舆论的最强烈的谴责。”

　　劝引蒋介石自动放弃金马两岛的企图失败了，艾森豪威尔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4月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愿意就停火问题和中国共产党人对话，然而，美国不会背着蒋介石讨论他的权利。他坚持说，与中国的对话不意味着赤色中国的正式外交承认。7月13日，美国通过英国主动向中国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及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中国表示同意。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漫长岁月从8月1日开始了。

　　北京的夏季多为烈日炎炎，而远在万里之外的波兰首都华沙由于受大西洋气候的影响却十分凉爽。出席日内瓦会议之后，被任命为波兰大使的王炳南和使馆工作人员正在郊外踏青野餐。华沙郊外的景色宜人，那一片片绿色的小树林和原野，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大家正坐在一起谈笑、聚餐，当地时间中午1时许，机要秘书送来了外交部一份电报，告知他中美大使会谈即将举行。几天后，外交部的正式通知已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任命他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

　　王炳南是个老外交了。特别是与美国人打交道，他早已轻车熟路。早在抗日时期这位耿直的陕西汉子就和艾黎、斯诺、史沫特莱等一批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友好人士来往密切，被周恩来称为是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与美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如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等人也有过很广泛的接触，有些还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遵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为调停国共两党两军的磨擦，和美国军事观察团组长包瑞德、谢伟思、戴维斯及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司徒雷登大使都有来往。解放后，他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1954年跟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直接与美方代表会谈，面对面地进行过较量。他是位稳健而富有谋略的谈判老手了。由于他与各种不同的美国人打交道的长期经历，周恩来看中他并选他为谈判代表，毛泽东也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