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力量，在乡村治理中，农民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说它是主体，是因为农村基层组织的成员大多为不脱产的农民，他们与农村非农干部一起共同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说它是客体，是因为中国的乡村基层政权和其他乡村服务组织的服务对象都是农民。这就决定了在改善乡村治理中，在推进中国农村繁荣、发展和稳定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农民的意愿，必须关注农民的切身权益，必须发挥广大农民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因此，邓小平说：“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4］

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最重要的就是要探索基层民主的实践形式，正确处理好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和经济自主权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注意将基层政权建设与反封建剥削结合起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比较好地处理了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为了“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为了使人民群众可以广泛地、直接地参与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毛泽东提出要扩大基层民主，用民主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公社时期，明确要求民主办社、民主兴社，但是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停留在民主运动的水平上。在一系列脱离实际的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中，农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农民的主体性被抹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成效受到制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基层民主进行了认真地反思和探索，并逐渐有了更加完整和清晰的认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强调要将发展基层民主与给予基层经济自主权结合起来，强调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正确方针。在实践中，根据中国实际国情，在农村确立并推行了乡政村治体制，重构了农村基层的行政组织与管理体系，明确了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边界，允许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经营权以及择业权、市场准入权、产品享有权等，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广大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方法和途径作出了具体规定，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农民为中心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一直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期矛盾的侧重点不同，激烈程度不同。20世纪50年代中国乡村的矛盾冲突主要发生在农民和国家之间，合作化以前主要是地主富农抵制土改和粮食统购，合作化以后主要是部分农民抵制国家对于农业生产分配的控制。80年代前期，农村冲突主要表现为村庄之间、农户之间争夺公共资源，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冲突的发生主体转换为农民和基层政府，农民主要采取有组织、有秩序的方式向上级政府施加压力。历史事实说明，在正视农村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的前提下，要特别注意根据具体情况，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妥善地解决矛盾，协调好农村的各种矛盾。

农民、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组织、党的基层组织以及为农村服务的其他基层组织构成乡村治理的主体和客体，其相互关系的好坏、组织结构的合理与否，关系到乡村治理中主客体积极性的发挥，关系到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在乡村治理中，必须重视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好它们在农村的指导、引导、协调和服务功能，增强政治动员能力和解决矛盾能力，不断巩固农村的民主化成果，提高民主的制度化水平。必须注意从农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抓起，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不断让农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各项工件必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各项政策制度都必须把保护农业劳动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必须将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处理好乡村治理主客体关系作为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