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治水方向的探索

　　（一）治水方针和工作重点的探讨和决策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举，立足于小农经济的水利凋零破败，堤防失修，几大流域相继出现大洪水，水利最紧迫的事就是防治水患。1949年11月，全国水利联席会议提出水利基本方针：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为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并发展各项水利事业。1950年春夏，淮河夏秋发生大洪水，毛泽东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政务院会议提出“蓄泄兼筹”的方针，进一步做出上游蓄洪、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开辟入海水道的决策；制定了“统筹兼顾、标本兼施”和“以工代赈、重点治淮”的原则。傅作义在治淮报告中，衷心佩服中共在内忧外患背景下决心治理淮河水患的浩然气概，提出3年以内“大力防治水患，有重点地进行河流治本工程，兼及上游水土保持，以求初步消灭严重水灾，同时兴修灌溉工程，以减轻旱灾”。这个方针贯穿了起步阶段的水利事业。

　　毛泽东关注水利，视察大江大河，对治淮、治黄和长江整治，发出一系列号召。1952年春夏的政务院会议和全国水利会，决定“由局部的转向流域的规划，由临时性的转向永久性的工程，由消极的除害转向积极的兴利”。水利部组织综合规划研讨，1951年初，提交了《治淮方略》，1956年提交了《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王化云写出《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提出“除害兴利，蓄水拦沙”的主张。1955年，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在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和抗击1954年特大洪水后，中央听取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汇报。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明确周恩来领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作，长江委林一山等起草报告；同年3月，成都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做出《关于三峡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决议。

　　农田水利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1952年政务院做出《关于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淮委会研究消除淮河内涝，提出“以蓄为主、以排为辅的除涝方针”。1953年，中央批示水利部的《关于农田水利工作会议的综合报告》，认为现时应将重点放在开展群众性的各种小型水利上，确定今后要以群众性的防旱防涝、扩大灌溉面积、加强灌溉用水为重点，保证农业丰收。周恩来指出：过去比较偏重于搞大型工程，而对一般的农田水利工作注意不够……改造大自然不是短期的事，在一定时期内，几万万人的眼前利益还是农田水利……长远的利益应当与眼前的利益相结合。1954年，他进一步强调了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危害严重的河流，同时积极兴办农田水利，以逐渐减免各种水旱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增长。毛泽东在农业合做化高潮中，一再鼓励农民群众合作办水利。他指出，“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这个理想和基本原则成为建国初期水利事业的基本方针，也贯穿了1956~1978年的水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