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前云南省妇女卖淫活动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呈现低龄化，未婚女性增多。她们的平均龄不足25岁，有的年仅15岁。第二，文化低。她们当中初中文化以下的占90%，有不是文盲和半文盲，有的连自己的姓名和简单的格都不会填写。第三，主要来自省内各地农村以经济较发达、交通较为方便地区的农村妇女多，卖淫地点多为城市或集镇。第四，卖淫活具有隐蔽性、单独性和流动性的特点。绝大多卖淫妇女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卖淫，多以公园旅馆、广场、舞厅、影剧院等较为复杂的公共所为媒介，嫖客和妓女互相介绍和勾引，议价交后双方到私人旅店、出租房或野外去淫乱。五，偶犯和初犯多，职业卖淫的妇女较少，她中的多数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一时困难而被坏引诱失足的。第六，卖淫团伙增多，但临时纠性强。当妇女被各种诱因引向失足以后，随着淫次数的增多，有的甚至按年龄或籍贯结成伙，互相介绍嫖客或望风放哨，交流卖淫的验。[6]卖淫活动有向集团化和职业化发展的势，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打击防范，不能任其延。

　　娼妓现象直接诱发和助长了各种刑事犯罪一些人为了嫖娼的物质需要进而从事各种贪污盗窃、抢劫、诈骗、杀人等刑事犯罪，严重扰了社会的治安。有些吸毒妇女为了筹措毒资而淫，昆明市大板桥劳教所因为贩吸毒品被劳教18名妇女中，有15人为毒资进行过卖淫。[6]些见利忘义的不法分子还引诱、教唆和强迫涉不深的少女从事卖淫。2001年12月21日，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对震惊国内的中学生介绍淫案下达了一审刑事判决，被公诉机关起诉的10名少女(主要为在校学生)，她们被分别判1年到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个主要由一群生组成的可怕的卖淫和介绍卖淫的“黑网”，布在昆明市区的10多个学校，有初中生、高生、中专生、职高生等，最小的13岁，大多是16岁~18岁，这些少女有的学习成绩很好甚至还是共青团员。据了解，昆明市公安局站分局在侦办此案中，最初抓获的涉嫌介绍卖淫近20人，她们少则介绍了一二名、多则介绍十多名学生卖淫，有的还介绍学生到高档宾馆“处女”。由于此案涉及的是未成年人，加上调取证的困难，公安机关最终只将其中的10人送起诉机关，但办案人员表示，实际情况肯定更多，整个案件揭示的只是冰山之一角。[7]此案是我国第一起被判刑的中学生介绍卖淫案，同时也说明云南的卖淫现象正在向低龄化发展，如果不引起重视，后果将不堪设想。

　　卖淫活动的泛滥还导致各种恶性疾病的蔓延，解放后曾被消除的性病又死灰复燃了。卖淫成为性病的罪魁祸首，据云南省公安部门的调查，目前抓获的嫖娼卖淫人员中，半数以上的卖淫妇女和三分之一以上的嫖客传染有性病。盘龙公安分局对84名嫖客进行检查，其中患性病的有53名，占63%;对81名卖淫妇女进行检查，患性病的有73名，占90. 1%。[6]卖淫妇女对性病的防治和危害知之甚少或不以为然，也是性病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有人曾做过一些调查，发现在昆明、大理、丽江以及西双版纳等地区的地下性交易活动中，仅有一名可能接受过较好教育的导游坚持必须使用安全套，而其他人或不愿意使用，或因其顾客不愿意使用而只好不用。[8]在患性病的卖淫妇女中，大多数是农村妇女，她们对性的生理卫生知识都知道得不多，对性病的防治和危害就知道得更少了。令人担忧的是性病已经逐步由城市向城镇和农村转移，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就连泸沽湖边的落水村也开办了歌舞厅和美容美发厅，不法商人暗地搞色情服务，引诱一些妇女为了金钱变相地卖淫。需要指出的是，永宁摩梭人从不使用安全套，开发旅游业后性病再次成为定时炸弹威胁着当地人的健康。[9]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疆，近年来妇女被拐卖到境外从事卖淫的现象也很严重。云南思茅地区首例艾滋病相关综合症死亡者系澜沧县拉巴乡拉祜族， 1989年刚过15岁便被拐卖到缅甸大其力市从事性商业工作长达4个多月时间，于1993年嫁到孟连县， 1994年7月因长期发热、腹泻，恶败体质死于家中。[10]1991~1993年，泰国警方在曼谷抓获了35名来自云南的卖淫妇女，其中21人来自思茅， 14人来自西双版纳，她们被人贩子以到中缅边境旅游或找工作为名骗到泰国被迫从事卖淫;这些妇女中的绝大部分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绝大多数人所受的教育极为有限，有2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8岁，很多人还没有成年。接受采访的妇女中有2人已感染HIV。云南某村寨少女被人贩子强行拐卖到泰国某地的妓院卖淫，后经我国大使馆搭救回国，经检测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阳性，该村子不让她进村，为她在数里外盖了一间茅屋，并烧毁了她从泰国带回的一切物品。

　　卖淫嫖娼者无视社会道德肆意出卖色相或淫乱，有些娼妓还拉拢引诱国家干部下水，甚至为了金钱向外国人卖淫，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打击卖淫嫖娼所花费的成本是相当客观的，尽管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警力财力打击卖淫嫖娼活动，但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因为卖淫嫖娼活动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200年，昆明市出台了一个新的打击方法，即打击的对象不再是卖淫女和嫖客，而是在有卖淫嫖娼现象的各种娱乐行业场所中，对提供这种性交易的“老板”进行打击。另一方面，为了控制艾滋病在卖淫嫖娼过程中的传播，从2004年3月1日起云南省出台了新的政策，规定在宾馆、饭店等提供住宿的公共场所和营业性娱乐服务的公共场所必须摆放安全套或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现实，卖淫的泛滥既是道德沦丧的结果，也是剩余经济的衍生物。随着中国的经济逐渐渡过转型期，卖淫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虽仍难根除，但肯定能够得到较大程度的遏制。

　　[参考文献]

　　[1]吴志虹.解放初期云南接管工作概述[J].云南档案史料， 1994， (1).

　　[2]云南省志·民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3]王之翰. 1950年昆明市收容救济游乞、妓女纪实

　　[Z].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4]卢卫东，孙美蓉.云南禁娼史话[A].马维纲.禁娼禁毒[C].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

　　[5]云南省志·公安志(下卷)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412—414.

　　[6]董丽芬.云南农村妇女性罪错浅析[A].赵俊臣云南农村妇女地位研究[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7]保卫少女:一个泛新的沉重话题[J].法制博览2002， (3).

　　[8]贺志雄，朱华.东南亚艾滋病现状及其对云南的影响[A].中国边疆研究通报·云南专号(第二集[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9]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重男不轻女的母系摩梭[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 325—327.

　　[10]邓利国.思茅地区首例艾滋病相关综合症报导[J].云南卫生防疫，1995，(1).

　　作者简介：李金莲1，朱和双2(1.楚雄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 2.楚雄师范学院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所，云南楚雄， 67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