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应当如何正确认识抗美援朝的决策？

现在有人说，这场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战争的爆发使我们恶化了同美国的关系，阻碍了解放台湾的进程，得不偿失。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朝鲜战争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就在这场战争爆发的20天前，6月6～9日，刚刚召开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中，对国际局势作过一个估计。他说：“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并且提出，为了保证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 [①]也就是说，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始终在国内经济的恢复上。在国民经济远未恢复的情况下，在国家财政状况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在新生人民政权尚不完全巩固的情况下，如何面对像朝鲜战争这样的突发事变的挑战，这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第二，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政府尽力避免、却被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场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何种方式实现民族统一，这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然而，6月27日，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政，还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侵略矛头不仅对准朝鲜，也指向了中国。

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作出强烈反应，他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②]同一天，周恩来还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了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声明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并且认为：“美国政府指使朝鲜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③]这是中国政府为控制事态发展所作的第一个努力，却被美国政府置若罔闻。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根本性逆转。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为阻止战争事态向三八线以北扩大，在此前一天，中国政府就发出了严正警告。10月3日凌晨，周恩来又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正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然而，美国当局却一再无视中国的警告，10月7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一直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这是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和平的严重挑战。如果中国政府吞下这枚苦果，后果不堪设想。中国人民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保卫自身安全与和平，只有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是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反复权衡斟酌的谨慎决策，也是毛泽东一生经历过的最为艰难的决策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生中作出过许多个重大决策，抗美援朝可以说是他们最难作出的一个决策。难在哪里？难就难在要和世界上头号强国作战，胜负未卜；难就难在军事成败关系到国家安宁，一发千钧；难就难在党内意见一时不能统一，各有道理。从10月2日到5日，中央召开了三次会议，专门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与此同时，朝鲜战场的局势也在瞬息万变。强敌压境，终于造成了这种局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这是党内终于形成出兵共识的决定性原因。

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解放战争是这样，抗美援朝决策也是这样。当然，中国领导人曾渴望得到苏联的先进装备和空军掩护，并且派周恩来去苏联同斯大林商谈，作了最大的努力。在现代化战争中，这对最大限度地减少军队伤亡、确保战争主动权，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当斯大林表示不能立即提供空军掩护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一致作出了出兵朝鲜的郑重决策。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出兵决策是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是保家卫国的需要，而且是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国难当头，中国人民宁可忍受最大的民族牺牲，也要誓死捍卫独立与和平。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体现出来的崇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抗美援朝决策，还体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和精神。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反侵略战争，又是中朝两国人民休戚与共、并肩作战的反侵略战争。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发表《联合宣言》，其中引用了一句老话，叫作：“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并且说：“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这就是我们当时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具体理解。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一次出国作战。解决好为谁而战的问题，是当务之急。抗美援朝战争的使命是什么？毛泽东把它概括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也就是说，只有支援朝鲜，才能保家卫国；支援朝鲜，也就在保家卫国。国际主义要以爱国主义为基础。这样就使中国军民从内心里把两者看作是一回事，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国内民意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也是中国人民军队和外国友军（朝鲜人民军）第一次协同作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对于维护两军统帅部的协调统一，增强中朝两国、两党、两军的团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把它称作“胜利的政治基础”。事实证明，如果只有爱国主义，没有国际主义，也不会有共同事业中的国际团结。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丰富并发展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内涵。

二、如何充分认识抗美援朝决策的伟大意义？

抗美援朝当年被作为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同等重要的三项伟大运动。这一评价，现在也不过时。没有抗美援朝，就不可能有中国周边的国家安全，就不可能为国内大规模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不可能沉重地打击美国对华封锁遏制政策、使中国国际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要充分认识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就必须理直气壮地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如何正确认识战争的代价问题

有人说，这场战争阻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说，不错，战争就意味着代价。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正因为如此，渴望恢复经济的中国人民才尽一切努力避免这场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头八个月，的确给国内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军费开支占了财政开支的将近一半，极大地影响了其他事业的正常进行；美国等国的禁运封锁，使进出口贸易严重受阻；人心浮动，物资紧缺，物价上涨。毛泽东也看出，美国在和我们打一场长期消耗战，中国凭现有的力量又不可能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能不能经受住现代战争的巨额的长期消耗，这是对新中国的严峻考验。

怎么办？中共中央采取了几项果断措施，终于在1951年下半年走出了困境。一是在国内发起抗美援朝运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的工商业者、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都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从1951年6月发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来，仅一年的时间，全国人民的捐款总额就可以买3710架战斗机。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说过的话：“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二是开展了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增产与节约，双管齐下。增产运动，把国内建设同支援前线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生产、坚守岗位，就是支援抗美援朝。在党政军部门厉行节约，发现了严重的贪污问题，开展了严惩腐败分子的“三反”运动。三是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新方针，核心是在战争条件下解决好继续建设的问题。这些措施，对于支持战争，推动国内建设和社会进步，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1年底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9%，国家财政在建国后第一次出现10.9亿元的节余。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年初（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提前完成。紧接着，又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中拉开了帷幕。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53年2月才有可能宣布：“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用抗美援朝战争推动国内建设，又用国内建设保证抗美援朝战争，这创造了现代化战争史上的奇观。

第二，如何正确估价战争的输赢得失

现在有一种“得不偿失论”，实际上是“代价论”的进一步发挥。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判断战争的输赢；二是如何评价战争的得失。

抗美援朝战争，是通过谈判结束的，基本上恢复了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的局面。就这一点而论，战争似乎没有赢家，打了个平手。但是，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开始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赢得了这场战争。即便战争的结局在三八线上打了个平手，反映了当时双方所能达到的实力，试看直至当今的世界上，能和这样的强国较量而且迫使它不得不言和的，又有几个？

还有人说，苏联是最大的赢家，既让中国背了债，又叫中美结了怨。这里澄清一个基本的事实。中美结怨，是从中国人民打败国民党之日就开始的，根源就在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对新中国实行不承认和敌视政策。中国革命的胜利，本来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人争取独立自由的结果。但是，美国当局却把它看作是“共产主义扩张”，苏联又多了一个附庸国。这就是他们的“冷战思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作出的反应是双管齐下，既要干涉朝鲜，又要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当时，中国连出兵的想法都还没有，美国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中国。这也是冷战思维的结果。冷战思维，使美国作恶事，也使它干蠢事。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出兵，就是一桩蠢事。遗憾的是，至今美国还有一部分人死抱住冷战思维不放，把它看成是美国的安全利益。看来，他们并没有从朝鲜战争中吸取足够的教训。

说到得失，有不同的算法，可以算小账，也可以算大账。我主张算大账，要看战略得失。首先，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不接触政策，迫使它在事实上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才有1954年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中美大使级会谈在1955年启动。其次，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特别是在亚非国家中的影响日益扩大。1954年，中国成功地出席了亚非万隆会议。再次，加强了中国同苏联的关系，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威望大大提高。从1953年5月起，苏联逐步扩大对华援建项目，形成156项重点工程。这对中国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得到的实际利益，远大于战争的债务。最后，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及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和多数周边国家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总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的国内建设和国际环境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新的转机。抗美援朝决策，使中国获得的战略利益是巨大的，甚至超过了决策者原先的预料。

第三，在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世界主流的时代，要永远牢记并发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这场战争距今已有60年了。当年作出这个决策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以及在前线指挥这场战争的彭德怀元帅，都已离开了我们。今天，我们想起他们，仍怀有一种崇高的敬意和钦佩之情。

在老一辈革命家作出抗美援朝决策的过程中，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过程中，凝聚着一种民族精神。这就是国难当头万众一心的精神，挺身而出伸张正义的精神，捍卫和平同仇敌忾的精神，保家卫国勇于牺牲的精神，不畏强权敢于胜利的精神。它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斗争传统的结晶。这种精神，集中地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国难当前，毛泽东毅然把自己的长子毛岸英送上了朝鲜前线，英勇地牺牲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之下，死后又和其他的志愿军将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真理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结合起来，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享受在后，涌现出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等一大批英雄群体，成为民族和时代的骄傲。

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中国人民刚刚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这种民族精神鼓舞着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挺起胸膛，扬眉吐气，真正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独立自由解放的力量，站立起来的力量，令世界各国人民刮目相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冷战格局不复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当今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件大事。但是，天下并不太平。冷战思维仍然存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还有新的发展，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些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各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60年前，独立与建设是中国的最大利益和最大希望。为此，中国人民不惜面对强敌，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60年后的今天，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是21世纪中国腾飞的希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华民族同样准备面对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