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延安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标志着全党整风的开始。这次整风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党内反复出现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都表现为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主观主义的危害极其严重，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事业。但是，党内长期以来并没有认清其错误的思想根源，所以错误接连发生。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

　　当时，教条主义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他们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制定政策，常常是想当然，对本国本地情况不调查研究，凭主观想象乱下结论、乱发指示。党的历史上犯“左”倾错误的人，往往急于取得革命胜利，因而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不顾敌人暂时强大和革命还暂时处于低潮的实际情况，采取所谓“进攻路线”，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梦想突然形成全国的革命高潮和取得全国胜利。结果，造成了革命的挫折和失败。

　　第二种，是从书本出发，把马列主义当做教条。他们在马列著作中寻章摘句，只会背诵书本上的某些词句、条文，空发议论，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认为，马列书本上讲无产阶级革命是从城市工人运动开始的，没有讲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们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称其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王明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他不懂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问题茫然无知。有一次，王明作报告，有人问他：“抗日战争几年能胜利？”王明回答：“4年。”问他根据什么说4年能胜利，王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4年。”可见教条主义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这样一些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在实际工作中，甚至连一般常识也很缺乏。他们在指挥反“围剿”时，只凭一张军事地图指挥红军作战。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他们瞎指挥，说他们愚蠢到不知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他们是“蒙昧无知的人”。

　　第三种，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应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示，有许多是正确的，但也有些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是错误的。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应该从本国实际出发，正确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但王明等人却采取唯上、唯书、唯共产国际指示是从的教条主义态度。王明把自己当做“国际路线”的化身，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照办。比如，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问题，共产国际主张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王明说：“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对苏联经验照抄照搬。苏联在国内采取反对富农的政策，王明便在中国实行消灭富农经济等过左的政策。苏联在1928年以后一段时间进行反右倾斗争。王明不顾我们党内已经存在的“左”倾思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结果越反越“左”，给党造成了严重危害。

　　以上三种情况，是教条主义的主要表现，也是当时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

　　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把一时一地的某些经验看做是普遍真理。经验主义者满足于自己的局部经验，把它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而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们醉心于狭隘的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对全局性重大问题缺乏独立、明确、系统的见解，因此往往同教条主义合作，成为它的助手和附庸。在党的历史上，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曾犯有同样的错误，如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的“正规战”观点等。

　　长期以来，党内对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缺乏应有的认识，致使错误一再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纠正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后，又出现第二次“左”倾错误；纠正了第二次“左”倾错误，又出现王明更严重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发生这些错误，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反对和纠正主观主义。历史的经验表明，对我们党来说，反对和纠正主观主义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延安整风首先把锋芒指向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但是，纠正和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对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当时有一种糊涂认识，即认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书本上的话就是理论；谁背书多、背得熟，谁就是理论家。按照这种认识，教条主义者把自己封为理论家，党内也确有人承认他们是理论家。为帮助广大干部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毛泽东针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剖析和阐述。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不是只会背诵马列主义词句的书呆子、教条主义者，而是那些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人，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决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毛泽东反复强调，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知识的看法。教条主义者认为他们最有知识、最能引经据典。也有些人把受多少年学校教育看做是知识多少的标准。在他们看来，小学毕业就成为“小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就成为“大知识分子”，没有读过书的工人、农民，就被认为是“没有知识的人”。针对这种片面认识，毛泽东指出：那种只有书本知识的人，“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实际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教条主义者只有书本知识、缺乏实际知识，他们想充当中国革命的向导，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且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毛泽东对理论、理论家和知识、知识分子所作的正确解释，剥夺了教条主义者赖以炫耀和吓人的“资本”，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糊涂观念，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界限。

　　在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深刻论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把理论联系实际比喻为“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之所以要找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之“的”。教条主义者往往是“无的放矢”，或者“有箭不放”。当时延安主要存在“有箭不放”这种情况。对此，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推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党中央和毛泽东还采取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即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3月、4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同年8月,党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在这一时期，张闻天、朱德、林伯渠等率领考察团，深入农村、部队，开展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反对宗派主义，是延安整风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要实现党的统一，单有思想上的统一是不够的，还必须以组织上的统一来保证思想上的统一。在党的历史上，当主观主义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时，在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对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遵义会议之后，宗派主义在党内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它的残余依然存在，在党内外都有所表现。

　　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主要表现为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尖锐地批评了“闹独立性”的问题。他指出：“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进一步指出：“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这种人虽然在口头上也说尊重党，但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在他们单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他强调：“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他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毛泽东在演说中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强调要反对党八股。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

　　党中央十分重视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回答了革命文化运动中有争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成为指导革命文艺和党的文化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在延安整风中，学习与组织上的适应性调整紧密结合。在整风关键阶段，即1942年9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式确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和领导体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