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是基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和社会主义本质论而作出的。这一重大论断不仅为明确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引，还为把握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若干关系指明了方向。

　  把握好手段与目标的关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市场手段的运用必须服务和服从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这就与排除限制资本横暴制度，服务和服从于全球资本主义化，最终建立起由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秩序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有着本质的不同。

　  把握好运用市场手段与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市场手段的运用不能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①]这既分析指出我国大胆引进外资的信心来自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客观现实，也提出要有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清醒头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道路有着本质的不同。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这是我国的伟大创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使这条道路愈加宽广。

　  把握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手段的运用不能排斥政府在发展经济中发挥作用。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多处强调要发挥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比如，在资源配置上，强调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实现地区间共同富裕上，强调政府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予以解决。这些都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政府不干预经济的主张不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针对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加强和改善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实现市场手段的运用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统一，防止金融危机等风险的发生，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这是新中国60多年来所提供的重要经验。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