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曾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则率先垂范，首先抓住农业问题进行调查，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出《农业六十条》；接着又对工业问题进行调查，并制订出《工业七十条》。由于经过周密而又系统的调查研究，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条例，使大家有了明确的遵循，因而大大增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国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给我们党的执政和领导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三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自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失衡、市场紧张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再加上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到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1960年五六月间，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用于周转的粮食库存猛减，有的甚至只能销售一个星期；城市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十分紧张；广大农村在粮食减产和高估产、高征购下，缺粮断粮问题更为严重；一些省份不断出现人口外流、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干部的作风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这些情况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料想到的。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一致意识到，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60年1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中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他还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怎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呢？唯有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调查研究是为了摸清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所以，毛泽东又说：“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3—234、237页。）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搞调查研究。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还强调：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1961年1月，毛泽东30年前写的《调查工作》（后来在编辑该文时，题目先后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和《反对本本主义》——编者注）一文被发现，他十分高兴。这篇文章反对从本本出发，强调向实际情况做调查，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1月20日，毛泽东嘱咐田家英将这篇文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并要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去搞农村调查。

　　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讲调查研究问题。他说：《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的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7页。）3月23日，在会议闭幕的当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此信发出后，进一步推动了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

　　1960年至1961年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用不短的时间到第一线摸清实际情况，也留下了许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彩篇章。

　　为了摸清农业情况并制订“农业六十条”，中央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调查

　　60年代初，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调查活动，是从农村开始的。摸清和解决好农村和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成为当时调整国民经济，扭转整个经济困难局面的首要与关键问题。

　　1960年2月至3月，朱德先后到广东、陕西、贵州、四川、河南的一些地方进行调查；3月下旬至5月下旬，刘少奇先后到天津、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宝鸡、德阳、成都、自贡、重庆、武汉、杭州、上海等地调查；9月中旬至12月上旬，陈云到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调查，等等。经过详细的调查，他们分别提出了两三年内解决困难的一些办法。

　　进入1961年，毛泽东在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为了了解农村的现状和问题，他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三个调查组最后会集广州，向毛泽东报告调查情况。

　　1961年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达杭州，开始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并调查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和一个不好的生产队。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浙江调查组和浙江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随后，毛泽东到长沙，听取湖南调查组和湖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广东调查组向毛泽东报送了《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指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

　　就沿途的调查中，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1960年中央向全党发布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一些原则性意见，不够具体。要解决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搞一个详细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毛泽东到广州后，召集三个调查组组长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开会。在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时，他用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本期《党的文献》刊发的《一九六一年的全党调查研究》（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见本期《党的文献》）。他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信中，又特别强调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成为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

　　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并决定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形成的第一批重要成果。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带着“六十条”草案，集中一个主题，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在有的地方，甚至是一条一条地念给农民听，请农民提意见。

　　4月中旬，毛泽东在指导调查组调查时，接到胡乔木写来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页。）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他立即指示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和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公共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

　　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县，搞了一个半月的农村调查。下去前，刘少奇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下去以后，发现困难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是政策错误。对公共食堂问题，刘少奇调查后说：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2页。）他将自己的初步调查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在调查中，有社员直率地告诉他：“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他发现“十二条”和“六十条”草案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5月7日，周恩来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电话汇报调查情况时，首先就反映了公共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3页。）

　　3月下旬至5月上旬，朱德带着“六十条”草案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的一些农村地区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农村办公共食堂，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群众反映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5页。）回京后他向毛泽东写了报告。

　　四五月间，邓小平和彭真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各县作了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关于公共食堂问题，邓小平分别召开大队支书、生产队长座谈会和公社书记座谈会，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他在牛栏山公社白庙村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伙，了解到当地社员没有吃的，觉得问题严重。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他明确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页。）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泽东提出，有关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401页。）

　　后一条修改，实际上也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关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等决策，也是在详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做出的。

　　“六十条”修正草案出台后，中央领导同志再次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比如，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到上海、浙江、江苏进行农村调查。在调查中，他进一步发现了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为此他坚决主张不办公共食堂，粮食到户，给农民一定的自主权。他说：“不一定都吃食堂，没有食堂难道社会主义就会垮台吗？粮食不到户，农民不敢讲话，否则他怕扣粮票。”（《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7页。）就如何放宽农村政策问题，他还得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参见《陈云传》（下），第1270页。）等结论，并写了相应的三份调查报告。

　　为进一步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原先在大队，大队掌握分配权，而小队只有生产权，采取所谓“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的办法。结果造成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毛泽东认为，若要调动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并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农产品，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就要以生产队为基础，“非走此路不可”。9月26日，他在从武汉回京途中，在河北邯郸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并同他们讨论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过了三天，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常委及有关同志，明确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胡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85页。）

　　10月4日，毛泽东又写信给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为解决这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毛泽东再次派田家英率调查组赴山西长治地区做农村调查。经过调查，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以队为基础的意见是正确的。11月23日，毛泽东在将一份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时强调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在全党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委托田家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1962年2月13日发出。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做出的将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举措。总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于克服农村的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摸清工业情况并制订相关条例，中央领导同志又分赴各地调查

　　解决农业困难，需要工业支援农业。减少城市人口，与工业调整也密切相关。工业本身由于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某些部门发展速度过快，由此引起的严重不平衡，也迫切需要调整。工业方面的调整，同样需要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

　　1961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于8月到庐山去开，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在农业情况初步摸清，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对策，农村困难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之后，1961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

　　为解决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以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周恩来在1961年期间分别赴东北和华东两地调研工业情况。一次是2月下旬专程到沈阳做调查研究，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煤炭工业生产等情况，与东北局领导谈话，给东北局和辽宁省的司局级以上干部作报告。这次调研回京后，他又找国务院各相关工业部门的负责人了解工业和交通状况。另一次是7月中下旬，周恩来又到上海就钢铁工业等问题进行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提出：上海生产有潜力，有条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所需原材料，自己不能解决时，中央可以帮助。下半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的规划上，在调研的基础上，他于8月12日提出了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要求：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应当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志向，分阶段地、一步一步地登，总是可以上去的。（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425、427页。）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

　　为了解森林工业的发展情况，7月中旬至8月上旬，刘少奇在黑龙江和内蒙古林区的森工企业调查了近一个月。他白天考察林场的树木园和人工更新林，观看油锯伐木和拖拉机集材作业；晚上召集林业局、林场的工人代表座谈，探讨解决林业发展的根本方针和具体措施。经过深入的了解，他感到，要搞好林业建设，必须紧紧抓住森林资源的培育、更新和综合利用这两个基本环节，不能只顾砍树，以便尽可能地满足国家和社会对保护森林资源和持续提供木材的需要。

　　为了解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调查，并得出一个结论：

　　“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手工业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了，现在看来存在不少问题。”（《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805页。）朱德在对手工业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一些意见，对中央后来制定《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对推动和促进手工业的政策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一系列调查的基础上，中央考虑制订有关工业调整的重要文件。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第一机械工业部等组织调查组，又到北京、天津、沈阳、太原、济南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

　　7月14日至23日，邓小平率调查组到东北就工矿企业、城市工作和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7月15日，他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汇报辽宁工业问题时说：“企业问题的解决要从几定着手。定员、定额、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这些问题解决了，企业才好领导管理。”7月16日，他在谈到企业领导体制问题时又指出：前一段是一长制，后一段是书记一长制，“企业管理归根到底一定要集体领导，这是根本原则。集体领导有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作用”；“企业的调整必须解决骨干问题，必须有两个德才都比较好的班干部作核心”。（《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49、1650页。）

　　在详细的工业调查基础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的要点包括：（一）规定“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只有把这些定下来，才好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二）重视协作问题，强调“现代工业的生产，分工比较细，相互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每个企业都必须取得很多单位的协作，并且很好地完成自己承担的协作任务，才能保证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三）对企业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责任制度作了具体规定，“责任制度的核心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四）对企业中的技术管理，作了具体规定。（五）对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作了具体规定。（六）对职工的工资、奖励、生活福利，专列了一章，强调“企业的领导人员，必须经常关心职工的生活，切实做好生活福利工作”。（七）规定“在企业中的党委员会，是企业工作的领导核心”，同时强调“企业党委应当把调查研究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去代替厂长，包办行政事务，而要好好地领导和支持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八）规定每个企业在行政上只能由一个主管机关管理，不能多头领导。（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639—643页。）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为了阐明“工业七十条”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会议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简称“工业八条”）。其中指出：“为了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616页。）

　　会后，“工业七十条”下发试行，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带头进行的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于摸清经济方面的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抓住主要矛盾，带着同样的问题亲自进行集中、深入的调查，有利于迅速形成共识，果断作出正确决策。无论是针对农业问题还是针对工业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他们所率领的调查组，都是带着同样的问题下去，集中一段时间，深入不同的地区做调查，再将各地的情况进行汇总。在分别调查的基础上集中进行研究和探讨，最后达成共识并作出正确决策。这一领导方法和领导经验，留下的启示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这次系统的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作用，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

　　（作者闻言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出处：《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