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85~1986年的宏观调控：抑制信贷、消费的急剧扩张和高通胀

　　1984~1985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和改革向城市的推进，伴随着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的情况，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1984年，中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即“拨改贷”。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货币发行失控、工资奖金增长过快、社会消费需求膨胀的情况。1984年GDP增长率达到152%，为建国以来最高，当年通货膨胀率高达93%。

　　为了抑制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高通胀，当时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全面进行信贷检查等一系列措施。这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已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1984年11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大力组织货币回笼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198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

　　但1985年的经济过热局面并没有控制住，许多地方和单位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为此，1986年3月通过的“七五”计划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其中前两年进行调整，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加之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在各种压力之下，原计划用两年时间进行调整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所以1986年进行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仍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虽然1985年实施了“双紧”式宏观调控——实施紧的货币政策和紧的财政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宏观调控的思路开始形成，使得1986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88%，通货膨胀率下降到62%，经济形势有所缓和，但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仍然较高，经济再次膨胀和过热的风险并未根本消除。

　　三、1989~1990年的宏观调控：治理整顿，实现经济“硬着陆”

　　从1979年到1988年，由于实行改革开放，长期被压抑的潜在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中国经济实现了近10年的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中积累的不协调、不平衡因素也越来越多。1989~1990年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物价高峰，1988年投资率为374%；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率为113%；进口增加，外贸赤字为775亿美元。

　　加上1988年初，在大量商品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客观还比较高的条件下，政府过早地做出决定，要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闯关”。198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对极少数重要商品的价格继续由国家宏观控制并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调节。结果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物价高峰，而当时的银行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只有72%，商品价格指数与银行利率明显倒挂，于是很快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潮。与此同时，尽管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伴随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挤兑风潮，1988年8月，中国第一次在建国以来发生储蓄存款净下降。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存款减少278亿元，活期存款增加17亿元；1988年通货膨胀达到了188%。

　　在此情况下，中央紧急做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坚决进行宏观调控，全面压缩需求，控制物价。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用3年或者更长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宏观调控才得以有效实施。

　　历时3年的“治理整顿”，其中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主要集中于1988年和1989年两年，调控措施主要集中于：一是加强对物价的调控，二是加强信贷控制、提高银行储蓄利率。此外，政府还颁布了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基建规模、清理整顿各类公司、制定国家产业政策等各项调控措施。由于这次经济失控的范围宽、来势猛、影响大，因而调控的步伐也就比较急，采取的措施与力度也比较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并采取强硬的宏观调控政策抑制总需求——坚持执行紧缩信贷的方针和紧缩的财政政策，从而迅速地抑制了增长和通货膨胀，仅仅经过不到1年时间，经济就重新达到了基本平衡，经济实现了“硬着陆”。中国经济在1989年和1990年陷入了低迷时期，经济增速分别只有41%和38%，1990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急剧下降到21%，建国后第一次真正出现了买方市场和生产能力过剩。

　　这次宏观调控的措施效果虽然非常明显，但是由于此次调控“一刀切”的现象比较普遍，刹车过猛，因而存在着某些不足：宏观调控不够适时和适度，即动手调控的时间偏晚，力度偏大。

　　四、1993~1997年的宏观调控：抑制投资和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

　　1992年1~2月，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大地带来了一股春风，经济开始迅速高涨起来，1992年上半年GDP增长106%，结束了1991年的平稳增长，步入高速增长时期。当年GDP增长率达到142%，CPI从上年的34%提高到6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444%，实际利用外资增长627%。到1993年，全国出现了几千个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近1倍。当时的经济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现象，经济又出现了明显过热。通货膨胀率在1993年和1994年达到132%和217%，成为物价上涨的第四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