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会说“洋话”似乎成为衡量中国人品位、档次、能力与本领的一项重要指标。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出现了迷恋说“洋话”的倾向，会说“洋话”成为了衡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水准和学术品位的重要参照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说“中国话”的表征就是“洋教条”迷信的盛行与主体性立场的退却。当前，“洋教条崇拜”有两种表现方式：“以西解马”和“以西去马”。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尤其是哲学界出现了一种“以西解马”的强烈理论动向，这种解释框架的特点是：借助于现代西方思想理论界的时尚话语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什么东西最时髦、最具吸引力和诱惑力，人们就会把什么东西“追溯”到马克思，与马克思“捆绑”起来，马克思被打扮成时髦的“好莱坞明星”，而“马克思”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时尚的流行话语中不断地被“消解”，马克思搭建的理论舞台却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唱戏”，马克思开辟的理论道路却被非马克思主义者弄得拥挤不堪，形形色色、争奇斗艳的“表演中介”反客为主或者喧宾夺主的演出完全遮蔽了马克思的光芒，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操着洋腔洋调说着蹩脚的“洋话”。 长此以往，马克思主义必将在现实面前“失声”，在大众心里“失宠”，在国际学术界“失语”。

　　如果说“以西解马”的洋教条迷信还比较策略地消解或“捧杀”马克思的话，那么“以西去马”的洋教条崇拜则是明目张胆地抛弃马克思。“以西去马”表现为迷信西方的思想理论，将西方理论简单地嫁接到中国，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历史语境。似乎离开了西方学说的介入，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展开，就失去了意义；似乎离开了西方理论的担保和裁判，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不主张拿马克思来“欺负”别人，也反对拿别人来“欺负”马克思；这种把西方学说当做教条说得“头头是道”而把马克思批驳得“哑口无言”的做法，这种将马克思主义自身合法性的“裁判权”和盘托出交付西方学说和西方学者的做法，岂不荒唐？

　　“洋教条”迷信部分源于一些学者的世俗偏见和理论自信心的失落。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存在一个另人担忧的现象：由于马克思主义屡遭误解，并多方受到“不是学问”的苛责，以致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都有一种自卑感，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向其他学科靠拢，企图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问题、方法、概念、术语、公式来“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其实，这是理论自信心失落的征候。譬如，国内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采取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的态度，仿佛真正的理论创造只属于国外的学者，而本国学者在理论上的任何言说只不过是意识形态上的言说，本国学者的任何论证只不过是意识形态上的辩护。其实，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理论动向的时候，国内某些理论研究工作者却对此采取沉默、回避甚至鄙夷的态度，这恰恰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应当而且必然要与西方文化尤其是现代西方思潮展开交流和对话，但不能因此而走入极端、误入歧途。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潮的联系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应保持自身的主体性，保证“马克思”始终在场，坚决拒斥理论研究中的随意性和非理性色彩。盲目地将西方理论置入中国实际，极易陷入西方理论所预设的理论“陷阱”。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但西方理论及其操作实践在我国是否有生存的土壤，西方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在何种意义上对我们有意义，这都不是自明的，盲目“拿来”是有问题的。因为西方的理论对于我们的文化血脉、文化土壤、文化身份以及文化个性而言，对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基础而言，依然是西方的某个“他者”，是“水中月”、“镜中花”，是一种只能“隔岸观火”的镜像理论。西方有些学者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把西方的地域性知识上升为世界性知识，把知识的地域性上升为普适性。我们的学者不能跟随着这种主张“起舞”，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西方的文化精神展开前提性反思和批判，避免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从而坠入资产阶级预先设下的“理论陷阱”。

　　当前，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说“中国话”，介入中国现实，研究中国问题，建构中国理论，开辟中国道路，引领中国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抱有信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西方学者早已开始研究助推中国发展的“中国经验”，显然参与并引导这一历史进程的先进文化是无法虚无化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校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