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到2005年这60年中，我与恩师费孝通有过三次结缘。第一次是1945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社会系读书时。那个时期，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昆明风起云涌。11月25日晚，在联大新校舍大操场举行的演讲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费师。大会进程中响起了枪声，电源被特务切断，但大家点上汽灯继续演讲。费师挺身而出，勇敢地站在会场最高处，慷慨陈词，反对内战。他的声音压过了枪声，在场的同学无不热血沸腾、激昂澎湃。
　　第二次是1957年，我拜读了恩师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之前，我曾约同学去拜望费师，一起讨论如果社会学不能研究，是否能成立人口研究所。返回的路上，我买了一本《新建设》杂志，兴奋地写了四句打油诗：“访费师有动于衷，购此书留以志念，乍寒去春暖花开，社会学复生争鸣。”这就是我的“读一篇文章、写四句诗”的来历。
　　1980年3月初，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报到，负责秘书性质的工作。费师到美国丹佛接受美国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荣誉奖时，还将他的发言稿送给我了一份，令我非常感动。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三次结缘。我在他身边工作五年，不论在业务上还是政治上，他都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帮助，更加坚定了我从一而终为社会学事业服务的信念。
　　1980年1月，院里成立社会学研究所，任命费师为所长进行筹建。3月5日，我离开工作30年的北京建工企业，到院部报到“归队”，从此我追随费师走上了重建社会学的道路。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后，面临着学科本身的先天不足和中断30年的问题，最突出的是人才断层，不仅是青黄不接，而且是颗粒未收。费师原打算办些演讲会，并请美国学者来讲怎样运用社会学去解决社会问题，以实例来说明社会学的必要性，然后培训人才。他到美国访问时，遇见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杨庆堃。杨先生建议培训人才的设想，即利用国外学者暑假可来华讲课的时机，安排他们系统地讲授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再进而讲授对中国有用的专题，扼要地介绍社区、人口组织论、制度论等，使学员对西方现代社会学的内容有一个概括的印象，以便作为针对我国国情需要加以取舍的依据。
　　1980年5—7月，在费师主持下，首期社会学讲习班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办，我有幸调来做教学辅助与生活服务工作。该班采取集中速成培养方式，先浓缩教材内容，后反刍吸取精华，为培养急需人才走出了一条新路。后来的事实证明，该班的40名学员为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我国社会学界也往往把首期讲习班戏称为“黄埔一期”。
　　讲习班结束后，费师又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筹建社会调查基地的设想。他认为社会调查基地是社会学中国化道路上的一个尝试，它适合中国国情，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有付诸实现的可能。1936年和1957年，费师曾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作为中国农村的小窗口进行调查，虽然只是在同一地点作了两次调查，但从可比较研究方面来说，这比在一个地点上进行实地调查有了进步。而且它具有资料的累积性，也说明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化具有系统性，只是缺乏时间上的连续性。而社会生活是不能间断的，因此，建立社会调查基地就可以获取全面的、系统的、持续性的研究资料，还可以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各种类型的调查基地和网络，以获取基层的实际资料。
　　经过分析研究，调查基地最终确定为椿树街道办事处东河沿居委会。在研究怎样开展工作时，费师认为由于当时人手太少，社会学组的四个人全部都要到基地工作。办事处副主任表示会全力支持、配合。费师还亲自带领我们到居民家中访问，并示范实地调查的方法和要领，使我们大开眼界，为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客观原因的制约，调查基地的工作只持续近两年的时间便夭折了，现在回想起来仍让人感到心痛与惋惜。尽管如此，1981年11月费师去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奖章一事还是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可以说，这是国际上对我国重建社会学的支持与认同，也是对我们这些研究人员的极大激励。
　　在调查基地工作期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79年成立，推选费师为会长）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口处之约请，写一个关于人口方面的调查报告，费师当即决定我们社会学组在基地调查的同时，全力以赴来完成此任务。当时，杨文、张潘仕已在四川、北京两地有了初拟调查报告。根据原稿，我们进一步调整分析，并聘请张之毅先生统稿，最终完成《中国青年生育意愿》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5月出版。这就是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
　　在确定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上，费师也给予了极大帮助。1984年1月17日至22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我随同费师与会。费师发言的题目是《城市科学要开展综合性的多学科研究》，吴良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多学科综合研究是城市研究的必由之路》，两人的发言不谋而合。会间休息时，费师说：“五十年代初，梁思成先生曾对我说，社会学与建筑学要联姻。”吴先生点头称是，这给我继续在城市研究上鼓了劲。1983年10月，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研究室、北京市经济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举办的“北京市经济改革（双周）座谈会”上，我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北京建设工作的四项指示精神，对城市规划上市民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住宅困难户情况、国际住房标准和小康水平进行了分析，对国际上城市现代化的“3T”标准（公厕、电话、交通）和城市绿化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1997年7月28日—8月20日，应中国国情研究会之邀，我与20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对山西省晋城市的小康水平进行评估。8月1—3日，时任人大副委员会长的费师亲临视察，并称赞晋城市小康建设是中国西部地区小康建设的榜样，对我启发很大。晚上我去看望他，他还嘱咐我，调查研究一定要脚踏实地。
　　2005年4月20日，恩师与世长辞，对社会学界是一个重大损失。他一生献身于学术兴邦和知识富民，成为社会学、人类学重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晚年他提出的“文化自觉”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为我们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作出了宝贵的理论贡献。恩师永远是一座巍巍高山，高山仰之，学习不止。谨书此文，纪念重建社会学30年，并以此表达我对恩师的深切怀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