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的是自身的特殊性。邓小平说得很明确，“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更是明确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可见，没有对特殊性的一贯强调，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就谈不上今天正在热烈讨论着的中国模式的话题。

　　围绕这一特殊性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一种是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的立场，把这种特殊性理解为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和经验主义，将这种特殊性推至极致就成为绝对的特殊论，中国模式于是成了与普遍性毫不相干的东西；一种是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的立场，将西方模式奉为圭臬，而将这种特殊性定性为放弃了普适性标准的东西。在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上的认识偏差和对新中国60年历史的认识断裂等种种错误，其根源正在这里。以全球视野正确认识中国模式，既要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也要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坚持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历史的经验业已证明，当今的全球化进程更是明白无误地阐明：任何一种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具有生长空间的发展模式，都一方面包含着特定地域特定国度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环境、资源、人口等国情条件所形成的特质和特色；另一方面包含着在应对发展难题、应答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问题、解决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等方面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模式”这个概念首先当然意味着一种特殊性，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对它所蕴涵的普遍性的排斥。显然，如果存在“中国模式”，那么，它应该蕴涵有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邓小平其实早就表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事实上也承认中国道路有某种普遍意义。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佐治亚帕里米特学院刘亚伟在讨论中国模式问题时认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可能魅力无穷，但对发达国家来说，它的价值有限。不论这一观点是否正确，但确实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所蕴涵的普遍性意义的关注与认可。

　　中国模式的世界视野

　　强调中国模式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高度统一，是对这种普遍性的正确解读。从指导思想来说，这种普遍性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这种普遍性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模式所要承载的正是实现现代化和巩固与完善社会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对于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邓小平来说，改革开放的意义，从来就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自身。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说过：“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他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社会主义不是脱离了人类文明大道的歧途，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显然，那种将社会主义视为特殊主义的观点，并没有正确把握中国模式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