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之所以吸引了国内外学者众多关注的目光,并不仅仅是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所引发和推动,而是中国改革开放行进了多年之后的自然结果。因此,关于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不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综合诸多学者的相关分析,这一问题的研究近几年来渐趋高潮,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从国内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讨论中国道路问题的实践基础。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一起构成了中国模式讨论的内在动力。同时,学者们大都承认,中国在这短短30多年时间里的确探索出了一条富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模式。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概括总结,无疑为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最新的思想资源。更为重要的是,道路问题始终是一个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争论性话题。有学者指出,对“中国模式”的界定,首先取决于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认识。不难看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中国模式成为焦点问题的重要依据并自然成为其中的重要议题。

　　从国际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就的取得吸引了国外众多关注的目光,从而凸现了中国道路的比较意义。如果说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来说则更多是一种价值问题。有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人惴惴不安,而把中国的崛起上升为一种理论更让很多美国人忧心忡忡。可见,无论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无论是善意的赞扬还是妖魔化的唱衰,所依据的因素大都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理念有关。其实,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并非中国。“北京共识”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同中国发展模式联系在了一起。因此,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无论是不是一个陷阱,但毕竟创造了国内外深入研究中国模式的一个契机。

　　对于诸如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等概念,许多学者虽然没有严格地加以区分而是简单混用,但还是需要提出对这些概念加以辨析的任务。因为在一些学者那里,不同概念的使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立意和出发点,涉及对内涵的不同理解和把握。比如,有的学者主张使用“模式”的概念,并认为“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有的学者则不主张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要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同时,即使使用同一个概念,理解也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道路全称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道路就是中国道路,不用加什么定语。有的学者将对中国道路的分析放在了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的历史框架之中;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道路的探索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总体而言,“中国模式”一词的使用频率和认同度相对较高。在有的学者看来,“模式”一词的使用首先就是用来说明自己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是对其特殊性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针对捧“中国模式”就是“害中国”的观点,有的学者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有的学者认为,“模式”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从社会发展意义上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任何疑义。应该看到,“模式”话语所形成的共识确实意味着一种对中国发展经验业已基本成熟的判断,以及对这一模式的肯定性认定。另外,由于“模式”还具有把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可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或供其效法的“样板”涵义,因此,对“模式”的承认同时意味着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