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费孝通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考察。

　  ■主持：吴子桐

　　■嘉宾：韩格理（Gary G. Hamilton，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乡土中国》英译者）

　　常向群（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中国比较研究网负责人）

　　 吴子桐：费孝通先生晚年非常关注全球化现象，认为非西方世界要应对全球化挑战，应该建立“文化自觉”，进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他曾在八十寿宴上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设想，精炼地表达了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张，也指明了达成这一目标的路径。非西方文明应对全球化的表现非常多样，有后殖民主义的反西方中心，也有全盘西化论者对西方文明的热情拥抱，费孝通先生的理论有什么独特之处，在全球化时代有怎样的意义？

　　常向群：我认为，费先生将整个世界当成了一个全球社会。“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多元一体格局’”可以看作他的全球治理战略的一部分。费先生一直认为，中国社会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在于研究中国人如何建立和维持关系，从而使自己生活在平和以及和谐的社会环境中。1947年初，在为期三个月的赴英国访问期间，费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的演讲中，清晰地指明了这一点。此外他还指出，在中国古代，社会资源的匮乏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费先生在生前的最后两篇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华文明的秩序是建立在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的。此处，“礼”的意思十分广泛，涵盖了仪式、礼品、礼仪、礼节、礼貌等等。费先生相信，克己的哲学有助于社会秩序的优化。我也认为中华文明的特质在于其以“礼” 为核心的文化特征。我在自己的研究中，用“礼尚往来”一词概化了这一特征。

　　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观点也与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的观点相似。在去年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上，杜先生发表了演讲。他认为，在复杂的全球化过程中，东亚社会中新儒学的传统对多元现代性的启示在于，中华文明是一种对话文明，它有助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达成相互的理解和包容，使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发展成为“文明的对话”。

　　韩格理：费先生强调有必要在文明的层面分析社会，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而且深有同感。在最近的写作中，我也正在尝试将费先生的观点延伸到文明的层面上来。更具体地说，我试图将费先生在社会学方面的观点与韦伯（Max Weber）的观点结合起来。尽管费先生并未提及韦伯，但他的观点与韦伯的最具文明层面分析特征的“统治原则”肯定是有可比性的。我认为在西方的统治制度中有一种“司法质量”（jurisdictional quality），意思是，在西方，合法权力只能在规定的组织范围内行使，这就是“团体格局”。然而我认为，在中国，制度的运行依照关系的逻辑，而关系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受孔子所谓的“礼”的控制。我将之定义为学习对角色的服从，即每个人服从于自己的角色，并且通过观察他人习得他人如何服从于他们的角色，这就是“差序格局”。每一个统治原则都会产生若干套独特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