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提出“熟人社会”概念，以分析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特征。其旨趣在于，为理解和说明乡土社会特征建构起一个精确而有效的“观念中的类型”或“理想型”。它不是对现实的构造和描述，而是为这种构造和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

　　描述中国乡土社会特征

　　在这一熟人社会的图景里，人们从熟悉获得信任感，获得可靠性认可，以及对行为规矩的身体化遵守，而不是法律、行政条例。费孝通先生力求以质朴的语言赋予“熟人社会”大胆朴素的文学化构想：“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冶出来的结果。”除了对“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这两种社会变迁的历史作对比解读外，费孝通还对“熟人社会”营造的乡土意象作了两点补充性说明。第一，“从基础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常态的生活是终老还乡，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第二，“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

　　《乡土中国》始终不对“熟人社会”作严格的概念界定，其散文风格的巧妙运用给后来的学者留下大量发挥、想象的空间，并赋予“熟人社会”以动感和美感。此外，费孝通先生构想的“熟人社会”并非静止不变、毫无生机，而是一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动态”格局，它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如水的波纹一般，愈推愈远。这种差序性的熟人社会格局是建构性的、能动的，同时更是生活的、历史的，其“自己人／外人”的推浪形式，使群己关系的界限也变成相对的。

　　吸收自身历史文化传统

　　费孝通先生的“熟人社会论”获得当代许多研究中国乡土社会流变问题的学者的一致赞赏，它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社会内核始终是一个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为纽带的“面对面的社群”或“圈子社会”。这一群体中的成员“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因而，“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这里所说的了解，指的是接受同一个意义体系，人们经熟习后所生发的集体亲密感觉和共同领悟。“熟人社会”所赖以生成并维系的关键是“意会”机制，这是“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所遵循的规律，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中所熟知的具体法则，“自己人／外人”的形式也借此演绎。所谓“意会”，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人和人交往过程中的“不言而喻”、“意在言外”的境界，“意会”规则的微妙之处和有效性在乡土世界的构想中就是：“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典型表现就是知心朋友、熟人之间，很多事情心如明镜，不用说出来便自然领悟，感觉上甚至比说出来效果还好，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白纸黑字、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

　　费孝通先生构想的“熟人社会”距今已时隔60多年，当代中国的社会关系与生产结构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无论城市还是边远的农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逐渐地带有“陌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弱熟人社会”的特征，但中国社会因亲缘、地缘关系而结成的熟悉社会、圈子社会的差序格局并未完全改变，意会的交流方式也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在当代中国社会仍占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熟人社会”衍化的“意会”原则，经世代相袭，被身体化地积淀在人们的内心。

　　“意会”这种非逻辑层面的交流沟通方式，在理解和维系现代人的乡土情结中也发挥着微妙的作用。

　　在乡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虽奔走于繁华都市的边缘，内心深处却始终隐藏着一个遥远的乡土情结。“意会”之道要求熟人社会的成员在待人、处事、接物时相互顾及面子、不亏欠人情，这涵盖一些特定场合的行为规范，包括仪式性场合中的许多情境，如生育庆典、拜寿、婚礼、盖房和丧礼等，也包括如日常互访、拜年和探望病人等非仪式情境中的表达性礼物馈赠。不遵守这些地方性共识或违反规矩，会被周围人看不起。因之，现代“熟人社会”格局中，社会关系即是社会群体成员“意会”并熟悉的“从自我推出去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是过往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中能动地建构起来的“自己人／外人”社会生活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关系结构的再生产机制反过来又可以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认知结构，不断更新并巩固“意会”规则，这就是现代乡土社会结构的双向建构。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在各种社会组织与关系圈子中，人们不仅运用这种“意会”规则进行交流、沟通，而且还不断维持着与之相伴随的人情差序再生产。而面对“人情差序”复杂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人际关系和情理纠缠下的中国社会问题，就须有“意会”精神或人文关怀，否则，对大量活生生的现实问题只能给出流于表面的描述。费孝通先生晚年也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应坚持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注意吸收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与实践中蕴涵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意象，因此应突破目前流行的极端实证主义与抽象经验主义方法论的限制，吸收并融会传统中国具有丰富人文“意会”精神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将心比心”等思想，开展对中国社会更有成效的研究，同时，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中国学术在全球化语境中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