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文明、公平公正的社会，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虽然毛泽东生前并未明确使用“社会建设”这个概念，但却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观点，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思想。系统梳理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客观评价这一思想的重要贡献和不足之处，对当前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1.将改善民生、保障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
(1)扩大就业规模，努力改善民生。就业是民生之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旧中国积累下来的经济凋敝，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新中国成立后，对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重新改组，使失业人员又有所增多。严重的社会失业率，直接影响到几千万人的生计和国家政权的巩固。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安抚民心，毛泽东高度重视就业问题。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强调：“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①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的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②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又指出：“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有效的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和措施，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对改善民生、安抚民心起了积极作用。
在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方面，毛泽东尤其关注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部分——工人与农民。他强调“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④，“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⑤。要求国家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对于城市工人，毛泽东强调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1951年5月，李立三向中央报告了各地工资制度混乱、不合理的情况，引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很快批转了李立三的报告，要求各地要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那样重视、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
衣食住行是民生的基本问题。针对当时居民住房困难的现状，毛泽东指出：“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建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⑥在总结“大跃进”教训时，毛泽东批评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的错误做法，强调“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⑦，“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⑧。
(2)重视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高度重视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指出：“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进行。”⑨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教育。毛泽东强调发展教育一是要有规划，要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⑩。二是重点抓普及，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大众教育首先从扫盲开始。为收到扫盲实效，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针对工农大众生活贫困上学难的情况，毛泽东强调“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助学金应该加以调整。——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11)。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从20世纪50年代起，党和国家在城市和农村大力推广速成识字法，设立了各种类型的文化扫盲班，创办了大量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种职业学校，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等，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3)努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医疗卫生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健康以及社会的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改善整个国家的卫生状况，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毛泽东及时作了《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12)在新中国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3)，随后又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原则。他反复强调“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14)。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以“除四害、讲卫生，消除主要疾病”为主要任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环境卫生和群众个人卫生都有了很大改观，几种常见的传染病得到了基本的控制，广大国民的健康素质明显提高。针对当时医疗卫生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导致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其后，党和政府在农村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和基层医疗工作人员，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三级”医疗预防网络，初步形成了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政府扶持与群众互助共济相结合的农村合作医疗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这在当时是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一个伟大创举。
2.将社会管理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
(1)提倡社会新风尚，建立社会新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建设的基础。为建立社会新秩序，毛泽东积极倡导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移风易俗等社会改革。他指出：“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5)“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16)，“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17)针对“多子多福”旧的传统习惯，他提出“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18)。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从除旧布新两个方面开展社会改造。一方面，在全社会开展取缔卖淫嫖娼、禁止贩毒吸毒以及废除封建婚姻的斗争，清除封建社会遗毒，整顿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开展移风易俗运动，积极倡导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社会新风尚。由此，使中国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2)重构社会基层组织，加强社会管理。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实行有效管理，使社会基础与社会理想和目标相适应，是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19)。为此，毛泽东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城市单位制、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方式，完成了社会基层组织的重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重构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城市社会建立了街政府和居民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反映民意、为民服务和自我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果。后受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影响，街、区体制被人民公社取代，基层居民委员会大多名存实亡。但城市分工的多样性决定了无法形成经济组织和社会管理组织高度一体化的组织体系，最终导致了城市人民公社的虚化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单位制”这一城市基本社会组织形式。在单位体制下，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将城市中的就业场所转化为国家单位，在保证普遍就业的基础上，将几乎所有城市劳动者纳入到“单位体制”中，由单位提供诸如分配住房、公费医疗、兴办各种服务设施等“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福利保障。单位体制下的任何一个单位都具有不同的行政级别，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一定的上级行政部门，每个单位工作人员都归属并依附于自己的工作单位，服从本单位的管理。政府通过这种单位隶属关系网络，强化了城市职工的单位意识，稳定了民心，实现了对城市社会基层组织的改造和管理(20)。
在农村，急剧的社会变迁和组织重构从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要求的土地改革开始，历经土改、互助组、合作社，新中国将上亿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集合在跨家庭的集体组织中。但是，毛泽东认为在高级社的体制下，由于乡政府没有产权，无法实现对高级社的有效和有力的领导，必须寻找一种能有效统合农村社会生活各方面，有利于国家控制的乡村基层组织来取代高级社。他指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21)。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公社这一社会基础构造与他设想的共产主义目标相契合，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借助于人民公社这种农村社会基础构造形态，就可以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广大农民整合到自上而下的集权体系之中，使之成为具有高度共同意识和一致行动能力的整体。人民公社从制度层面上建立了国家力量直达基层的网络体系，通过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为核心的人民公社三级机构，将城市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区、行业和人等都纳入了5.4万个公社、71.8万个大队和600.4万个生产队的行政组织之中，农民的生存方式、联系方式被改变了，历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被整合为具有高度共同意识和一致行动能力的整体，党和国家的意志几乎没有障碍地贯彻到全国各地基层的每一个组织中。
3.将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否处理得当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它作为一项大事来抓。
(1)关于社会救济。毛泽东强调：“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22)“请考虑发一通知，叫各地调查解放前失业工人究有多少，以便考虑包括这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我意只要有可能，他们是应当救济的。”(23)为此，人民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对社会救济的对象、救济办法、救济标准等作了明确规定。在城市中，社会救助的对象主要是没有工作的人群和遇到特殊事故而生活上发生困难的职工；在农村中，社会救济的对象主要是缺乏劳动能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这种救济制度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2)关于社会福利。毛泽东注重立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指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24)。与此同时，毛泽东也非常关心农民的福利，强调生产费、管理费都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25)。对于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毛泽东也非常关心，强调“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场所”(26)。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国家指令性计划体制下的民政社会福利和单位体制下的集体福利。主要内容是：国家通过“高就业、低工资、高福利”方式，对城市职工提供劳动保险、文化娱乐、生活服务和福利补贴等单位福利；由各级政府和民政部门负责，以城镇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为服务对象，提供包括生活供养、文化教育和疾病康复等服务的民政福利；由农村集体组织负责，面向农村孤老残幼群体提供统包统管的“五保”制度(27)。此外，城镇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还积极发展各种福利事业，如建立食堂、浴室、医院等服务系统；举办文化事业，如修建俱乐部、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等集体福利设施；发放多种补贴，如住房补贴、粮食补贴等。虽然社会福利的覆盖面相对较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社会公共服务不发达的条件下，这些政策对于满足广大人民最基本的福利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
(3)关于社会保险。毛泽东非常重视惠及包括工人、农民等全体劳动者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建设。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951年2月，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生老病死、医疗、伤残和集体保险等都作了详细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1953年1月，政务院修订公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正的决定》，扩大了劳动保险的覆盖范围，并适当提高了劳动保险的待遇标准。1957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强调要完善劳动保险制度，扩大劳动保险实施范围；在养老保险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就规定职工退休后有劳动保险基金，按照其工龄长短每月付给退休养老金，替代率为50%—70%，直到退休者死亡(28)。1955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等法规，截至1956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以及农村孤寡老人的养老保险制度基本确立。在医疗保险方面，1952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公费医疗的范围逐步推广到“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29)。1965年，卫生部、财政部根据中央指示进一步发出《关于改进公费医疗管理问题的通知》，劳动部颁发了《关于改进企业职工劳保医疗制度几个问题的通知》，对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的执行作了适当调整，推动了社会保险工作的开展。
4.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建设的追求目标
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平等，是毛泽东毕生追求的目标。毛泽东关于社会公平和人人平等思想的内容涉及劳动平等、男女平等、干群平等、教育平等等多个方面。
(1)建立平等的劳动关系实现社会公平和人人平等，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路。他指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三个方面”，而“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影响”(30)。为了促进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在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造，如提出建立与公有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让人民群众参与上层建筑的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大力倡导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公社体制中大力提倡干部下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此来避免官僚主义，推动劳动关系实现平等。社会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实现，有力地促进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社会平等和公平正义。
(2)关于干群平等，毛泽东指出：“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可摆架子”(31)。他告诫全党：“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32)。他曾几度发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如“三反”运动、整风运动，对于那些依仗权势、贪赃枉法、欺压人民的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深恶痛绝，要求依法严办，以平民愤。为了实现干群平等，毛泽东强调要重视提高社会普通民众的经济待遇，指出：“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33)
(3)在男女平等方面，毛泽东提倡男女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教育平等，以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34)，以体现男女在经济上的平等。在政治方面，毛泽东不仅鼓励妇女积极参政，而且认为应该扩大妇女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认为“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35)。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36)
(4)“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是毛泽东一直追求的教育目标。为了实现教育公平，毛泽东指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37)1958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38)，并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为消灭“三大差别”、实现社会平等的方法和途径。
在毛泽东倡导下，“人人平等”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在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层面体现出来，推动了社会阶层结构从等级社会向平等社会的转型。
二、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重要贡献
1.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就社会建设专门进行论述，但对未来社会有过整体性设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就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作了规划：“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9)在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思想和正确分析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进行了初步规划，认为社会建设应该以建设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构建民主与平等的社会关系，创造有利于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为主要目标。在经济层面，是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40)。在政治层面，“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41)。在文化层面，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2)。虽然毛泽东关于社会建设的目标与今天的社会建设目标有一定距离，但已初步勾勒出了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思想。
2.为新时期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凸显，如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协调、人与自然发展不一致、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等。在这种矛盾错综复杂，冲突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能否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将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从多方面为当前的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1)毛泽东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对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协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认为，社会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广大人民，因此，“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43)。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明确指出：“我国人多，是好事，但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困难问题还是很多。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44)毛泽东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对于当前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使全国人民各得其所，以更大的积极性和热情投身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各项社会事业协调、有序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毛泽东关于社会建设的一系列思想为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如毛泽东在社会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为当前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谐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毛泽东关于“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建设目标，正是当前社会建设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关于大力发展人民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积极开展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等重要思想，为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毛泽东关于反对特权、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追求，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有序发展具有重要启迪；毛泽东在社会建设实践中关于重构社会基层组织、推动城乡社会改造、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组织管理的成功经验与失误教训，则成为当前社会建设的有益借鉴。
三、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历史局限
1949—197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艰辛探索的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尚未为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提供足够的实践基础。这样的历史条件，使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
1.社会建设实践的不成熟导致社会建设思想的不成熟
不成熟的理论是以不成熟的社会实践为基础产生的。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密切联系。这一正确认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的。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久，社会主义建设处于艰苦探索阶段，社会建设更是刚刚起步，这些必然影响到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首先，对社会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缺乏深刻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中国社会尚未完成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因此，迅速摆脱贫穷落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5)，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问题，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对社会建设战略地位尚缺乏足够认识。毛泽东虽然提出了许多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但却没有明确使用过“社会建设”概念，更多的是将社会建设作为从属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内容来谈的，对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关系也没有具体论述。因此，不少学者在论及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时往往将之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混为一谈。其次，对社会建设内容的理解不够全面。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社会关系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等各个方面。但当时的中国，经济文化非常落后，人们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国家的财力极度有限，因此，毛泽东在考虑社会建设时，更多的是从解决就业、通过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措施以满足人们吃饭穿衣的基本需求这些主要属于社会事业的内容出发，强调：“革命党嘛，以不饿死人为原则”(46)。而对社会建设中的社会制度建设、社会结构建设与社会组织建设等内容相对考虑得较少。
2.受狂热急躁情绪的影响，社会建设模式的设计具有非理性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为国家主人，但在经济文化上，国家“一穷二白”的状况却依然存在，人民的生活富裕难以在短时期内实现。这一严峻现实，使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压抑感、危机感和紧迫感，“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47)。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赶超”战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却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产生了狂热急躁情绪。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中的非理性因素也不断增长。他希望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但却忽视了这一理想社会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积累、循序渐进过程的基本事实，错误地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作为理想社会的基本模式，曾断言，“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48)，继而又将“五七干校”这样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作为理想社会的有效载体，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早年旨在改良人心风俗的新民学会和建立新社会尝试的新村实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具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他憎恶特权，反对等级，追求和向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活中工资差别的加大、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满，认为“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有很大的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的制度”(49)。他把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工资制看成是产生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这也是非理性的想法。事实上，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物质产品不丰富的情况下，供给制的分配方式不仅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反而挫伤了人们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3.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定式思维，使社会建设路径的选择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社会动员与高度行政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势与特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未能及时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定式思维的影响。他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但却将政治动员和政治运动、群众参与和群众运动等同起来。他重视医疗卫生工作，但却强调要将其“看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50)；他反对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但却认为“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51)；他提倡计划生育，并且认识到“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52)。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53)；还有赌博，也“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54)；提出要将爱国卫生作为一个运动发动起来，“大张旗鼓，大造声势”(55)。与此同时，社会建设的许多工作，从妇女解放、文化扫盲，卫生工作等，都是用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展开和完成的。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运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群众个人的实际需求，影响社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在社会管理方面，毛泽东过分强调社会的组织性和整合性，希望“将全中国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56)，并通过大而全的单位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实现了高度的社会控制，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低成本社会管理的有效方法。但用管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方法来管理社会，导致社会管理体制的高度行政化和管理主体的单一化。在这种制度下，农民被捆绑在公社的土地上，职工被禁锢在单位的体制内，严重压抑了公民个人的发展，使社会缺少生机与活力。
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是在当时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发展还不成熟、社会建设的经验和理论准备不足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我们应该辩证地客观地认识这一思想，积极利用其有益成果，深刻总结其经验教训，更好地推进现阶段的社会建设。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1-452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5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5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6页。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93页。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0页。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22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31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22页。
(19)《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8页。
(20)唐忠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概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7-108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17页。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7页。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03页。
(2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72页。
(27)卢汉龙等：《新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28)王东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53-54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13页。
(30)《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4-135页。
(3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34)《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8页。
(3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6-467页。
(37)《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3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41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99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29-430页。
(4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
(4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31页。
(4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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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68页。
(4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15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9页，
(50)《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22页。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32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31页。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31页。
(5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0页。
(56)《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8页。
【参考文献】
[1]唐忠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概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2]陆学艺主编：《北京社会建设6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3]卢汉龙等：《新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4]王东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
[5]魏礼群：《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