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座玻璃外墙、簇新现代的高厦中，夹杂着鸽子笼般的居民楼和火柴盒般的旧厂房，雨水冲刷后留下的黄色锈迹，留在每一栋发灰的建筑物脸上，将这个城市的过去，留给现在和未来。

　　蛇口第一炮

　　足足30平方公里，听了袁庚和广东省的汇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上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划了两条线，“这个半岛，都给你。”

　　袁庚没敢要，他只要了半岛南端的蛇口，2.5平方公里，近300个足球场大小。

　　这一天，是1979年1月31日。

　　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开始梳理深圳的发展脉络，这个形似蛇头的弹丸之地，被称作中国特区改革的试管。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蛇口，坐着一艘快艇，袁庚从这里上岸。

　　这是刚刚被交通部派到香港招商局担任副董事长的袁庚对蛇口的第一次考察，他需要个地方，建个拆船厂，作为开拓他61岁新事业的起点。

　　溜达了一上午，他只看到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和嗡嗡作响的绿头苍蝇。在这个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同居住的不足千人的小镇上，看不到男人，偶尔露脸的老弱妇孺都躲在墙角里，没有表情。

　　袁庚相中了这个地方。袁庚是个聪明的人，在李先念批给他的这块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加了很多“价码”。袁庚说，对于蛇口，要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进行管理，有关建设、生产上使用的物资进口及产品出口，要免税放行。

　　“好，我批。”李先念在写下“拟同意”三个字的同时补充说，“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

　　袁庚动作很快，不到4个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一个崭新的外向型工业区诞生。

　　特区来由

　　就在袁庚踏上蛇口之前，广东省委副书记吴南生也在深圳调查。他想解开一个疑问。

　　一年前，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把广东作为其第一次远行的目的地。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负责人把其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面前。

　　深圳和香港，在地理上只隔着一条宽不过30米的深圳河。

　　建国后，中英交恶，双方封锁边界，深圳河见证着两岸的变迁。深圳拥有和每一个大陆城市相同的记忆，大跃进、饥荒、“文革”，而香港却在此间发展成亚洲四小龙。

　　于是，不断有人逃到对岸。官方有记载的3次大规模逃港，分别发生在1957年公社化、1961年自然灾害和1972年，累计外逃6万余人，参与者10万余人。

　　听了这些汇报的邓小平，面对着雾气蒙蒙的羊城街道，留下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不是部队能管得了的。”

　　吴南生的调查，就是想弄明白邓小平的意思。

　　他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对岸的香港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对岸的人均年收入却有13000元，差了100倍。

　　他立刻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

　　和吴南生一样，发展经济时已成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共识。想在蛇口办加工区的袁庚，正是与他们的思路不谋而合，才得到支持。

　　不过，广东的想法，并不只局限在一个蛇口。

　　1979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借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机会，向中央提出了广东“先行一步”的建议，希望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政策，鼓励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

　　邓小平赞同这个建议，“这几个地方就叫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认为，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条不受其少的可怜的财政预算制约的现代化之路。广东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海外华人中，有80%来自广东。为港澳回归搭桥的政治考虑，也是特区选址深圳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0年8月26日，由吴南生牵头起草的《特区条例》，获得全国人大通过。深圳和珠海、汕头、厦门一起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327.5平方公里，蛇口包含其中。

　　次日的《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