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二月逆流”，这是当时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担任领导职务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激扬浩然正气，对林彪、江青一伙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抗争，也是他们深怀忧国赤诚对毛主席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诤谏。被林彪、江青等人诬称为“二月逆流”的整个事件，主要是指2月份中央的两次会议（2月14日、16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以及围绕这两次会议几位副总理、老帅以及我们这些协助他们工作的老同志相互间所进行的沟通。
　  下午出席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今天的会议气氛好紧张。总理没说几句话，叶帅即站起来很严肃地讲：“我请各位帮忙！我现在看得很明白，各省市党垮了，政府垮了，现在要闹到我们军队头上来了……军队乱了，这后果很严重啊！”
　  徐帅猛然把桌子一拍，声音很响，很生气地高声说道：“我们不成，把我们撤了散了，让蒯大富来指挥嘛！”
  　叶帅离席怒气冲冲又很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搞不清什么叫个巴黎公社精神，是否请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讲？”
  　那边的人无一人吭气，总理圆了几句场，正好主席来电话，找总理他们去。一幕紧张的戏，猛然拉幕了。时五点有半。
  　再一次激烈的斗争，是在2月16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的碰头会上。那天，我先挨了五个小时残酷批斗，身体和心情都痛苦极了。当天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站了一个小时后，机关一造反派，怒斥（我）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让我坐下好好记录。我坐下不到一分钟，谭厚兰在靠前排五六排处拍案而起，大骂机关群众并怒斥我：“谷牧！你这个三反分子，站起来！哪有你的座位！你们机关这是什么造反派，居然出题目，让他坐下……”从此一站（又）四个小时，而且口水未服……
  　因去西南出差的疲劳在造反派不断揪斗和骚扰下，尚未恢复，且关节炎加重，这次又一站五个小时，感到痛苦不堪。回到国务院，感到口渴、恶心，不想吃饭……身体是实在支撑不住了，大概是秋里同志把我的情况报告了先念等领导，下午先念、震林在去开中央的碰头会前，都来看了我，情绪颇激动，长叹而去。
  　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
  　也许正是会前看到我的狼狈情况，心里淤积的怒火被调动了起来，谭老板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首先开炮。他质问：“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同志来？”话题是从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被召到北京引出的。张春桥说：“群众不同意他来北京。”震林同志厉声说：“你们老是群众！群众！你们说的是什么‘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越说越气：“渔船不生产了，我命令他们下海，说我是压革命，有机会就批我。你们到处斗争老干部，打倒老干部。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对你还是保的。”这句话更把我们“谭老板”激火了。他怒冲冲地说：“我用不着她保，我革命不是为了她江青。”“你们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就整了那么多人（这是批评康生的）。现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说着说着拍桌子站起来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壳，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到底！”说着拿起皮包就走。总理叫他回来。陈毅同志说：“不要走嘛！留在这里跟他们斗！”会上的老同志深为震林同志这番痛快淋漓的刚正直言所鼓舞。总理问陈伯达：“《红旗》第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陈毅同志说：“谁是革命的，现在还看不清楚？当年王明自称是最革命的、最正确的，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什么打游击可以，‘讲马列就不行了’等等。后来他怎么样？现在也还要看：究竟谁反对毛主席？究竟谁正确？历史会证明的……”“这样搞下去，党会成什么样子？连哭都找不到个地方。”先念同志说：“我已经哭了三次了！”秋里同志也说：“计委的造反派每星期斗我两次，他们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了！”叶帅、徐帅、聂帅也都就军队、被搞乱等问题激烈地发表了意见。

　  三老（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同志）四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同志）披肝沥胆，慷慨陈词，丹心昭日月，风雷震华夏。在14日、16日的这两次会上，实际上提出了三个原则问题：一是我们的国家、军队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的军队要不要稳定；三是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应该不应该都打倒。这些都是触及“文革”根本的问题。而且有的领导同志发言中还涉及“斯大林晚年”、“毛主席的接班人”等十分敏感的问题。
  　已经身入苦海的总理，在这两次会上没讲什么话。是啊！总理又能讲什么话呢！16日会后，他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向毛主席汇报。
  　恶人先告状。16日当晚，在江青安排下，王力、戚本禹连夜整理记录，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主席汇报。他们在汇报中还特意说到总理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有意见。毛主席希望生产建设照常进行，他同意上年中央12月工交座谈会提出的“八小时生产”、“业余闹革命”等具体意见，但绝不会容许这两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对“文化大革命”整体的非议。加上张、王、姚的摇唇鼓舌，夸大歪曲，自然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雷霆震怒。
  　19日晚，毛主席找总理、富春、先念同志和几位老帅谈话，批评得严厉至极。他说，我等了你们三天，你们不来。如果是这样，我回湖南，陈伯达去苏州，江青留在北京，让你们批判、枪毙。他还说，陈老总不是很想王明吗？把王明请回来做文革正组长，你陈老总做副组长……
  　接着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被迫开了七次生活会。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拿着毛主席19日晚的批评作虎皮，恶狠狠地反扑过来，说什么“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政变的预演，复辟资本主义的预演”，“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走资派”等。他们还诬蔑富春同志家里和京西宾馆、西山（中央军委一处办公场所）是“黑窝”，攻击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我和余秋里同志也被康生“封”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他们杀气腾腾，搞得乌烟瘴气。与此同时，他们耍弄运动群众的惯技，操纵造反派在社会上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黑风，大搞打、砸、抢、抄、抓。他们还声称“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妄图打倒周总理。自此之后，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停止活动，再也没有开过会，原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讨论的重要问题都由中央文革决定。
　  英勇的二月抗争，难忘的二月抗争。它是“文革”中站在正确方面的中央高层领导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又一个重要回合，是继上年12月中央工交座谈会那场斗争之后，在“文革”根本问题上展开的激烈搏斗。虽然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统治全局而遭受压制和打击，但是它在党内起了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使一大批干部眼睛看明是非，心中燃起真理之火，照亮了此后的斗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