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楼会议的召开

　　“七千人大会”之后，1962年2月中旬，为制订1962年年度计划，刘少奇同志听了财政部的汇报，从中了解到：“七千人大会”期间财贸办公室所作的关于1961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1962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并没有揭露矛盾、解决问题。实际上，1961年有50亿元赤字，财政收支不能平衡；1962年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也存在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这引起少奇同志的高度重视，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经济工作：分析经济形势，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

　　会议于1962年2月21~23日举行，由少奇同志主持。会议的地点在中南海西楼，所以后来称为西楼会议。我列席了这次会议。

　　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话。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少奇同志说：现在我们的困难还没有过去，困难还大，还没有到谷底。他用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字眼：非常时期。他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和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在讨论中，陈云同志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重要讲话。他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对困难的估计，同少奇同志是一致的。他的讲话得到少奇同志的肯定和支持，其他同志也都赞成。少奇同志确定，要陈云同志把他的意见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一讲。

　　会后，我回到钓鱼台住地，向马洪、梅行、王力、何均、房维中等秀才们讲了陈云同志西楼讲话，以及要专门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讲一讲的信息。我们还商量这个会大家都去，不要坐在一起，坐到会场的各个方位，听到讲得好的地方，就带头鼓掌，形成一种对陈云同志讲话热烈拥护的气氛。

　　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成员会议上的报告1962年2月26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先由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作报告，富春同志讲工业情况、建设速度问题，先念同志讲财政、信贷、市场问题。接着是陈云同志的报告，题目是《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陈云同志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表现在五个方面：(1)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2)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3)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4)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5)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陈云同志讲了困难，也讲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对采取哪些办法来克服困难，陈云同志提出六点意见：(1)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2)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3)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4)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陈云同志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欢迎。陈云同志讲到了那种谁都了解，但谁都不敢讲的看法；还有那些大家都觉得是问题，但谁也没有本事讲清楚，谁也拿不出解决办法的情况，陈云同志这次也讲得清清楚楚，拿出了具体切实的办法。用不着秀才们带什么头，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的掌声早已被大家的掌声淹没了。会场上的那种气氛真是感人!

　　陈云同志真是有高招。比如，用卖高价商品的办法来回笼钞票，制止通货膨胀，就是在这个报告中提出来的。再如，关于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他提出，“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他算了两笔细账：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这两年的大豆产量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1斤蔬菜含5克，1两大豆含20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听了陈云同志的报告，我和大家都觉得这下困难总算估计够了，这才真是唯物主义!困难讲清楚了，跟着解决的办法也会有的，就有希望了。

　　关于传达办法的讨论和中央批转陈云等报告的指示

　　国务院报告会后，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怎么传达。当时好像有一种意见，只传达陈云同志的讲话。彭真同志说：三个人讲话，只传达陈云同志一个人的，不好吧？邓小平同志立即作出决断：这个事简单，三个人的讲话，一起都传达。

　　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报到少奇同志那里。少奇同志提出：陈云同志的讲话，大家很欢迎，恐怕要转发全国。这样就要起草一个中央《关于批转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于是，少奇同志又在西楼召集会议，讨论《指示》涉及的有关问题。我列席了这个会议。会上就几个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达成了共识。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形势问题。彭真同志提出：这同“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估计不同。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把陈云同志的意见转发出去，就成了一种新的情况、新的分析，这样好不好？少奇同志回答：一个会议做一种估计，后来认识发展了，情况变化了，又做一种估计，在党的历史上不乏其例，有的是！问题是这个意见、这个判断符合不符合实际。对当前形势总的判断的提法问题，会议肯定少奇同志的判断，并采用“非常时期”的提法。《指示》开头就指出：“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于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开会讨论了财政、金融、市场以及目前整个经济形势的问题，认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很严重的。”《指示》说：“这次常委扩大会议，检查了财贸办公室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所作的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并没有揭露矛盾，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一九六二年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如果不正视这种情况，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扭转这种局面，财政经济的困难还会更加严重。《指示》指出：“应当说，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

　　第二问题，是关于十年规划两个阶段的提法问题。关于非常时期的主要任务，没有不同意见。陈云同志把十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大家也都赞成。但这两个阶段的目标、任务的提法，有不同意见。

　　陈云同志讲话中说：“前一阶段是恢复经济的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他还讲，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恢复时期，恢复时期要准备长，争取快。准备四五年，争取快一点，少一两年更好。

　　是用恢复时期，还是用调整时期？彭真同志不赞成用恢复时期。小平同志做了一个折中，说：对外讲调整时期，对内讲我们进入一个恢复时期。《指示》作了这样的表述：“为了语言上的一致，中央认为，今后十年，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有了前一个阶段的调整，才能有后一阶段的发展。只有这样划分两个阶段，才能使任务明确，步调一致。”特别说明：“前一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点，一律不要向外讲，在党内和党外，仍然一律称为调整阶段。”

　　第三个问题，是指标问题。计划指标、基建指标等各项指标制定的原则，陈云同志讲平衡。少奇同志讲，多年来我们都是讲高指标，以为这样可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结果不能实现，反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如果定一个低的指标，多少年后超额完成，不但不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反而会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他赞成订一个低指标。大家都同意。因此，《指示》强调要缩小基建规模，降低生产指标，指出，只有划分两个阶段，才能使任务明确，步调一致，“否则，大家就还只想着发展，而且只想着重工业的发展，硬撑着架子，不愿意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愿意降低某些重工业的生产指标。这就不能真正体现农轻重的方针，不能真正体现从六亿多人口出发的方针，不能完成首先解决吃穿用的任务；这对于克服目前的严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是极为不利的。”

　　会上确定，这个指示由我执笔起草。我起草好后交给少奇同志，他做了一点修改。3月12日，少奇同志又在西楼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批转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