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际分工格局使得过去受政治制度和地理位置制约的市场变成了一个统一体，跨国公司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成为新国际分工的主导机制和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推动和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中配置和组织生产的能量得到加强。跨国公司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新的企业不断通过整合到这种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链条越来越庞大。然而，新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达国家集聚高技术生产并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外围国家或后发国家集聚低技术生产，处于被控制的环节。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制造”的地位是怎样的，以及我们该由此作出怎样的战略选择，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与新国际分工

　　当代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系统并存有传统国际分工与新国际分工两种模式，新国际分工随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扩张而日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原有国际分工模式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分工的基础由过去的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分工演变为产品内分工，即参与分工的国家是在同一产品内根据价值链的划分进行分工合作。

　　新国际分工理论的演进过程经历了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两个发展阶段。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绝对比较优势（或绝对成本）理论，成为比较优势学说的创始人。李嘉图做了进一步发展，提出比较成本学说，即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通过相互贸易仍能获利。俄林则从要素禀赋角度提出各国应生产其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换回其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传统分工理论的基本假设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市场交易的基础上，资源禀赋和自由贸易体系可使参与各方普遍受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国际分工理论对许多重要经济现象越来越缺乏解释力。

　　20世纪中期以来，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新国际分工现象有了更为独到的解释力，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产业内贸易学派”认为，跨国公司出于纵向和横向一体化规模经济的战略动机，使国际分工逐步呈现出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特征。产业内贸易的产品既可以是同一产业内具有完全替代性的相似性产品，也可以是不能完全替代的异质产品，具有双向贸易或贸易重叠的功能，同一产业的产品同时输出和输入活动，使产品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重构，对国际分工产生重大影响。跨国公司促进了国际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和效率改进，孵化和催生了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建立和深度发展。

　　全球价值链体系不仅促进了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流量，也促进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已不是简单的南北分工或东西分工关系，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国际生产分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与新国际分工模式会并存，但彼此的地位已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