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侵略势力。帝国主义决不愿意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当然更不愿意中国从其掠夺、奴役的对象变成与其竞争、抗争的对手。

　　受辛亥革命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日本。日本前首相、军阀、元老山县有朋曾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

　　此外，日本军部担心中国的共和革命会引起日本天皇制的危机。陆军的一个文件警告：“日本帝国将为民主国欤，抑为君主国欤？此所谓天下成败之秋也。”政论家德富苏峰甚至把中国革命比作“瘟疫”，叫嚷：“鼠疫乃有形之病，共和制乃无形之病。”当时，有一位英国作家曾这样生动描绘日本统治集团对中国建立共和制度的恐惧心情，“如果近在咫尺的中国，一个中央君主制王朝，能够像一个苦力一样，被一脚踢开，那么，在日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如果在中国，清王室能够被发给年俸而令其退位，那么，这同样的办法，难道不会施用于日本的天皇与藩阀官僚吗？”

　　因此，日本政府曾经竭力在中国维持君主政体。1911年12月22日下午，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对袁世凯说：“万一贵国变成共和国体，我国国民在思想上必受到不少影响。仅从此点出发，我国也要支持贵国实行君主立宪，并尽可能促其实现。”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列强的意见分歧，日本政府才无可奈何地表示：“暂时听任事态之自然发展”，并希望清政府“充分理解帝国政府曾为清国皇室及其国民煞费苦心，直到最后仍在尽最大努力设法维持”。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引发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反帝国主义情绪普遍感到担忧。1912年3月22日，法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拉尔德给法国陆军部长的一份报告中说：“在这儿的常驻外交代表们几乎一致认为，排外情绪隐藏在所有中国人的灵魂中，不管是‘旧式的’或者是‘少年中国’时代，某一次事端、一个谣言或仅仅是骚乱的延长，都足以使排外情绪表现出来。”

　　法国驻华公使裴格1911年12月8日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对辛亥革命冲击法国侵略势力及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表示忧心忡忡。他说：“实际上，将逃不脱这种必然的后果，即本来是一场反满清皇朝的运动，突然变成反对外国人的行动，并且可能给印度支那带来一系列困难，它们也许会年复一年地骚扰边界地区，甚至引起我殖民地内部的混乱。”

　　列强曾支持中国保持君主立宪而不是共和制。1911年11月14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对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表示：“外国人的一般看法认为，此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保留满清王朝作为国家的象征元首，而同时如所承诺地作立宪的改革。共和政体的政府在我看来仍不适合于中国，而是一项冒险的尝试。”因此英国支持袁世凯以“妥协辅之以武力”对付南方革命派并维持君主立宪的方针。相反，英国政府对孙中山的态度却比较冷淡甚至苛刻。1911年11月，孙中山即将途经香港回国时，朱尔典向外交大臣格雷报告：“本人与香港总督皆认为，鉴于局势变化，我们无法阻止孙中山过境香港。但必须警告他不可停留香港从事革命活动。”

　　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威廉1911年10月12日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武昌起义是中国“自太平天国事变以来最严重之叛乱”。1912年1月16日，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在致国务卿诺克斯的报告中，赞扬袁世凯是“今日中国最富才干之人”，而认为孙中山只是一个广东地方性的政治人物。因此，“孙逸仙能否掌握全局并统帅倒满之后各种不同之冲突势力及利益，颇值怀疑”。

　　沙俄帝国主义也不愿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强大起来，而更希望中国分裂。1912年1月10日，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奏章中提出，俄日两国是中国的邻国，“在中国有远比其他各国重要的政治利益。因此，俄日两国应利用目前特别有利的时机，以巩固其在华地位，并制止中国政府近年来所追求的、旨在反对俄日两国上述重大政治利益的政策”。11月9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致俄国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的信中说：“我们认为，将中国划分成一个个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邦，符合广义理解的我国利益。”

　　列强的这些言论，正是他们受到辛亥革命冲击同时又竭力维护与扩大其侵略利益的有力证据。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