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不知道的是，在这样的精神痛苦中，幸运女神已经在门外偷窥了。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Donald Lach教授到台大去讲学，因为是英文授课，没有学生去。系里便要求英文不错的林毓生和另一个女生去听课。课程结束后，林毓生鼓起勇气提出，他想毕业后去芝大追随哈耶克。当时哈耶克凭借《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已经毫无异议地跻身于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列。

　　Donald教授答应给他写推荐信。如此因缘和合，26岁的林毓生得以赴美留学。1960年的秋天，因为还没有获得最高奖学金，林毓生一边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俱乐部餐厅当服务生，一边开始了艰难的学术探索。他曾说，学者最重要的，是在学术生涯形成阶段，也就是读研究生那几年，培养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学术探索能力。幸运的是，他的学术奠基是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完成的。

　　社会思想委员会实行的是很贵族化的学徒制、导师制，精英教育，一个教授和一两个学生单独约定上导师课（tutorial），每周或每两周一次，讨论经典书单内容，写篇小论文。林毓生读书的时候，委员会里有9位教授，只有十来个学生。给林毓生授过课的有大名鼎鼎的西尔斯（Edward Shils）、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博兰尼（Karl Polanyi），甚至包括艾略特（T.S.Eliot）和索尔贝娄（Saul Bellow，讲俄国法国文学）。

　　老师们格调各异，各有风范。哈耶克很绅士，60多岁了，一下课就要站起来帮女学生穿大衣。他是极少数身为教授而不用秘书和助教的，自己打信件，还常常打错别字。他沉默寡言，很少主动指导学生要如何如何，必要学生提出问题了，他才回答。如果学生没准备好问题，师生就得“相对无言”了。课上，学生讨论完了就完了，哈耶克很少最后总结并给出结论。林毓生认为，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典型风范，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价值标准，就应该绝对尊重，不指导和点评，就是不用自己的智识影响和干扰学生自己的智识成长。这就是所谓知识贵族的自制，自由主义者的自制，自由和平等写进了骨子里，融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中。

　　相对而言，倾向于共和思想的阿伦特就不同，学生讨论到最后，她总是要作总结、给结论的。这个老太太一头白发，很美。她的导师课是讲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每周六下午一点半上课，课间休息25分钟，她会打开一瓶法国红酒，请学生吃她自己做的小点心。喝下午酒是典型的欧洲风格。

　　至于上课的内容，就是读经典。他们必读的书单包括，柏拉图的对话录（一般总会包括《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荷马史诗、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莎士比亚的悲剧、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亚当斯密、休谟、卢梭、康德三大批判，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马克斯·韦伯、《战争与和平》、《卡拉马助夫兄弟》、《红与黑》等。

　　读完这些称为基础课程的经典，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就可以撰写博士论文了。

　　林毓生对1963年的博士资格考试印象深刻。考试由老师出六道题，分成三组。学生从每组中选一题，一共选三个题，拿回家去做，完全开放，可以查任何资料，只要在五到七天内完成三篇论文。

　　林毓生的母语是中文，所以考试时间批准为一周。头五天，他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后面两天连轴干了48小时，一点儿都没睡。如此拼命，却不是例外。别的同学基本上都是这样熬出来的。林先生的一个同学，在博士资格考试前几个礼拜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休养了半年后才回家。

　　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林毓生可以选择任何题目做论文，这时他又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一方面，他可以对西方思想做纯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不能忘怀从中学就开始的对中国命运、公共事务的关注。那个夏天，他没法决定做什么研究，有时整个下午待在图书馆，看的书却一点都不记得。

　　后来，还是哈耶克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林毓生。哈耶克并没有告诉林毓生应该怎么办，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越俎代庖。但哈耶克说了他在遇到同样问题时是怎么做决定的。“我所有的研究，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学术应该是有生命关怀的。林毓生很清楚，他最想做的事情，也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搞清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会失败。从那时起，林毓生真正有了自己的学术方向。

　　理解林毓生的关键，或许是他对政治始终不渝的兴趣。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共事务”。跟林毓生聊天，他偶尔也会夸自己的夫人祖锦聪慧高明，或者从当心脏科大夫的儿子开始讨论“医学处于科学和艺术之间”。但总的来说，林毓生一辈子都在说的话，只有两个关键词：一、自由，二、中国。他盼望着中国越来越好，期待着中国的公共事务能越来越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