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但因我去了南方，未能恭赴盛举，非常遗憾。

　　1956年，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那时文学所刚从北京大学划归中科院，部分机构已到中关村办公。1961年，我被调到内蒙古，一去就是18年。我在文学所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听过钱先生讲话，可一直没有机会和钱先生交谈，所以那段时间并没有当面聆教的机会。

　　钱先生是无锡人，我也是，对钱先生早闻其名，也很景仰。我住在中关村，楼下是马路。那时的中关村尚属郊野，附近除了中科院的机构和宿舍以外，没有高楼，汽车也不多。畅春园残存的两座花神庙，突兀地立在草地里，保留着几分静谧，马路上总见有三三两两散步的人。夏天的傍晚，我总能看到钱先生和杨绛先生并行散步的身影。

　　1958年，我被下放到昌黎“改造”。次年春，钱先生和所里几位老先生也一起到这里来短期“锻炼”，我这才有机会和钱先生交谈。我向他介绍昌黎以及生产队的状况，有时也聊起无锡，却没有涉及自己的事，但我感觉我的情况他可能也了解一些。和钱先生讲话，更像是聊家常，使我没有一点顾虑和拘束。钱先生说话很风趣，常带一点诙谐和幽默，像《围城》的语言风格，但并不尖刻。无锡人把说话尖刻叫“挖掐”，钱先生的诙谐幽默，有时也带点讽刺，但绝无“挖掐”。有一次，我们“打麻刀”，就是把废弃的井绳、马缰绳之类的麻绳铡成寸段，击打蓬松，以便和在胶泥或石灰里供抹墙使用。这时，一大堆断麻绳混合着灰土堆在场院地上，我们十几个人围坐着用手里的柳条棍用力地击打。那扬起的尘土，就像腾起的一片“蘑菇云”。平时劳动，我们下放干部是不允许戴口罩的，但“打麻刀”的时候破例让我们戴上口罩，但尘土还是从我们鼻孔两边钻进来，形成黑黑的两片。钱先生就坐在我的旁边，我见他倒是击打得异常认真用力，还悄声用无锡话对我说：“奈泥（咱们）是在弹棉花。”又指着手中的柳条棍说：“这是弹棉花榔头。”他指的是旧时的手工弹棉，我以前见过。弹花匠背着一张大弓，用手中的木棰击打弓弦，使生棉蓬松，但哪里会有如此多的扬尘。钱先生说话像是在自嘲，倒让我忘记了劳苦，也忘记了在旁边地上坐着的、浑身尘土的人，是一位闻名遐迩的一级研究员。我与钱先生的接触，早年也就这么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但如此一幅影像一直扩记在我的脑海里。

　　1979年，我从内蒙古回到了文学所，心里总想着要去拜访钱先生和杨先生，报个平安，也想去问个好。“文革”期间，我想钱先生一定也受了不少苦。然而，我却因为忙于《文学遗产》的复刊、改刊工作，要到全国各地去跑，也没有来得及去问候钱先生。等到1980年，《文学遗产》季刊正式出版，我才有机会去三里河的钱先生家里。钱先生对我回到了文学所感到很高兴，杨先生还端出一碗煮好的红枣莲心汤款待我——这也是无锡人招待友人的习惯，叫“点心”。谈话当中，钱先生还随手从书柜里取出一册新出版的《围城》签名后送给我。我曾向钱先生征询过《文学遗产》的办刊意见。他对改版复刊是高兴的，但对它的刊名仍有看法，说今人的研究，不是“遗产”。他的这一意见，早年我已听主编陈翔鹤先生说过。后来，我向领导汇报，但认为沿用已久，为人熟知，不便再改了。我和钱先生也聊起家乡的事，记得我问过，无锡钱姓名人很多，如学者钱穆、工程学家钱伟长，还有钱孙卿等等。他说钱穆、钱伟长是荡口钱家，不是同宗。我原以为钱孙卿与钱先生尊翁钱基博排行相同，但钱先生说他们也不是本家。

　　钱先生不喜欢热闹，对场面上的应酬更加烦苦。杨先生也喜欢清静，但拜访的人仍很多，所以我也顾虑不便多去打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没有再去钱先生那里了。钱先生和杨先生的近况，我多向几位常去钱家的人打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薛鸿时就住在我楼下，所以我们见面，总不免问起钱、杨二老的近况。

　　往后，钱先生已不常来单位。后来他生病、住院，我都未能前去探视、问候，心里常自责，因而草就此文，不知能否弥补我的歉疚于万一，也表达我对钱先生的永久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