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专题

　　［编者按］5月19~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与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陈云纪念馆在浙江省杭州市联合举办第八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以“陈云与党史、国史研究”为主题，把学习研究陈云关于党史、国史研究的思想和实践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和“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现将部分与会者发言刊出，以飨读者。

　　在第八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朱佳木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力提倡认真学习和正确认识党史、国史，深刻总结和善于借鉴历史经验，并把这些作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措施。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仍在攻击、丑化、抹黑我们的党史、国史，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以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目的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在继续蔓延。在这个大背景下，第八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把“陈云与党史、国史研究”作为会议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有着优良史学传统的民族，我们的党是一个重视研究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党。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942年，他还就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作过专题讲话。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学习历史知识、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组织用历史教育青年。陈云同志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同样重视和关心历史的研究、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在对待历史问题的认识、分析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方面有许多独到、精辟的见解；在将历史唯物主义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从中汲取智慧。

　　陈云同志自幼家境贫寒，没有条件看多少历史书籍，但他从小酷爱历史，通过听评弹等获取了大量历史知识。后来去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有了一些阅读史书的条件，他把业余时间都用于看书学习。自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更是抓住各种机会，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包括历史在内的文化知识。他自觉地把历史作为武器和工具，反击敌人的宣传，扩大党的影响，阐述革命的主张，并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下，亲自撰写过《随军西行见闻录》这类历史纪实性的作品。这篇长3万多字的文章，用国民党被俘军医的口吻，生动描述了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于1936年3月首先在巴黎《全民月刊》上发表，接着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此文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为粉碎敌人对红军的诬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后来，他虽然没有时间再多写这类作品，但在讲话、报告、文章中仍经常引用历史事例。在党的七大发言中，他为说明个人的成绩首先应当归功于人民的力量和党的领导，便举了红军长征中的历史故事。改革开放后，为了说明农村党员集训要误工费是错误的，他也采用了回顾历史的方法。他说：“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

　　陈云同志喜爱历史，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又大部分时间处于党中央领导岗位，经历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一生与党史、国史息息相关，因此，对党史、国史研究工作不仅格外关心，而且给予了许多热情支持和具体指导。例如，进入历史新时期后，他出任过主要由老一辈革命家组成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委员，认真审查过革命博物馆的党史陈列，详细解答过党史工作部门提出的各种问题，为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烈士和革命纪念地题过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专事国史研究的当代中国研究所题写过所名。他还多次主动过问和亲自主持过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其中花费精力较多的有对“伍豪事件前前后后”材料的撰写、对《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领导机构相关问题的答复、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对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编写，等等。这些工作为解决党史上许多长期弄不清楚的疑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党史研究做出了示范。

　　陈云同志总是提倡，研究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都要先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弄准确，使它站得住、立得稳，做到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纵观他的一生，不难看出他为了做到这一点，从始至终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例如，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天安门事件”应当平反和邓小平同志应当早日恢复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呼吁解决“文化大革命”时期乃至此前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同邓小平等一道推进刘少奇案件平反和力主重新审查潘汉年的历史积案，等等。二是力求全面，防止片面。例如，在指导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撰写时，实事求是地分析林彪和苏联的作用，等等。三是不随形势的改变而改变。例如，在彭德怀平反和康生被开除出党后，坚决不同意重新处理自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工作会议上那篇发言中，有关彭德怀和康生两人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断然拒绝把自己履历表里的“小学毕业”改为“相当大学”，等等。正因为始终坚持了这些原则，所以他在历史问题上说过的话总是能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

　　历史是事物的发展过程，看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只有放在历史的全过程中考察，才能看得清楚，做出科学评价。陈云同志对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仅牢记在心，而且运用娴熟。1980年，党中央决定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起草一个决议，邓小平同志指出，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决议初稿拿出后，小平同志认为没有很好体现他的设想，要重新来。这时，陈云同志提出在决议中最好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历史段落的建议，说有了党的整个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指示起草小组照办。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陈云同志尤其重视，经常强调，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贯彻。20世纪80年代初，“两案”审理涉及不少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部队老干部。陈云作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依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他说：“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种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涉及对5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价问题。陈云同志一方面率先主张并充分肯定对计划经济体制所做的改革，另一方面，把这一体制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由来和作用，不赞成对它的全盘否定。

　　如何看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站在不同的立场，秉持不同的历史观，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同。陈云同志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反对不恰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说：“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他针对革命胜利后如何防止党内出野心家的问题，讲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不能只靠毛主席一个人，可靠的、永久的、可传到子孙后代的办法，是提高全党高级干部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二是高级干部在胜利的环境中要警惕骄傲，千万不要背所谓“一贯正确”的包袱。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由本质和现象两方面构成的，本质是事物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现象有时反映本质，有时并不反映本质。党的性质与党的路线相比，是更具深刻性和稳定性的方面，历史上我们党的路线有时错了，但是党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性质并没有因此改变。这个观点，陈云同志多次讲过。他在党的七大发言中说：“在内战后期，虽然路线错了，老百姓还是欢迎我们。我这样说并不是为那时的错误辩护，而是讲事实。老百姓不说你是教条主义路线，他只看见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益。”在1977年审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党史陈列时他又说：“‘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暴动中有很多人牺牲了……他们虽然是在盲动主义路线下参加农村暴动的，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被敌人枪杀时还高呼革命口号。”

　　陈云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十分重视运用国内外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定政策、作决策的依据。针对计划编制，他指出：“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针对体制改革，他又说：“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四次粮食供应紧张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之间的关系，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人口下乡的主张。他说，这个道理“从历史上看一看就会懂得”。对于困难程度的大小及克服困难的快慢，他也注意从历史的统计中寻找答案。为了说明钢铁的质量、品种胜于数量，他还拿出美、英、德、日、苏等国90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指出这些国家钢产量在500万吨到1000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已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了。他说：“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

　　在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上，陈云同志也有许多宝贵的思想。他强调，总结历史经验首先要端正指导思想，指导思想错了，不可能总结出真正的经验。他认为，要重视别人的经验，更要重视自己的经验；要重视成功的经验，更要重视失败的经验。他说：“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把失败当成成功之母，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他告诫人们，对历史经验要从积极方面总结，不要从消极方面总结。他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稿时指出：“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他的这个意见，后来被吸收到了报告中。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陈云同志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经常把自己摆进去。例如，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些同志对他能重新出来领导经济工作表示很高兴，他在讲话中直言，不要把他说得这么好，他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中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就是经过他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地改革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他这样做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反复强调，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要正确看待党史、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要从党的辉煌历程和伟大业绩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党中央也一再指示，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认清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反渗透、颠覆反颠覆斗争的本质，在错误思潮面前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我们这次会议的宗旨，就是通过研讨陈云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法，进一步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学习历史、总结经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