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农村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受这一运动影响，淮北盐场[1]适时地实行了生产上的互助合作，创立了集体生产组。淮北盐场的互助合作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946～1951年是试验摸索阶段；1951年冬到1952年年底是全面推广阶段；1953年春至1954年春是全面整顿与巩固、提高阶段。通过努力，淮北盐场实现了生产方式的集体化。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本文以江苏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为主，试图分析淮北盐场互助合作运动的始末和具体内容。

　　一、时 宝 玉 经 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土地改革的逐步完成，中共在广大农村普遍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这一背景下，淮北盐场相应建立了生产互助组织。淮北盐场的生产互助组织最早出现于1946年，当时中共在新滩场和济南场东半场建立了互助组，济南场东半场的盐民刘国雨组织了该场第一个互助组，这是淮北盐场集体生产的最初萌芽。从互助内容上看，刘国雨互助组只限于等价交换和劳动力互助，其他临时需要互助的事随时商讨解决。更为重要的是，从组织形式上看，它仍以滩为生产单位。可见，这种互助形式较为简单、低级。

　　中共淮北盐场党委对刘国雨互助组十分重视，认为“集体劳动形式的互助组，打破了制盐生产不能互助的特殊论”［1］，并提出“要把刘国雨的红旗插遍云台山”［2］。1948年，新滩场和济南场东半场曾派出几名脱产干部到生产小组中搞互助实验场，但是由于时间短促、缺乏经验，且受战乱影响，并没有大规模地组织起来。淮北盐场全面解放后直至1951年，盐场各地都有一些这样的互助组，这是淮北盐场建立互助组的试验阶段。

　　1951年3月，中共淮北盐场特区委员会[2]根据中共中央兴办互助合作组织的指示，决定建立新的互助合作组织，时宝玉集体生产组应运而生。

　　生产组是淮北盐场基层的生产管理单位，基本上由原来的圩转化而来。1950年4月，随着盐场内部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其生产管理系统被划分为四级：淮北盐务管理局—各盐场—圩务所—生产小组。每个生产小组配备生产、工会组长各1名，又以生产组长为主，实行生产组长负责制。生产小组内，每份滩配备正、副领滩手（即作业班长）。组长由小组成员选举政治可靠、技术较好、产量较高、为群众所拥护的盐工，并报上级批准后担任。组长并不是脱产干部，但领取一定的津贴。组长的职责与权力范围很广，包括了盐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例如，组织盐工生产、指导盐业生产技术、监督盐质和产量、管理和整修生产设备以及向上级机构报告生产情况。此外，组长是上级机构与盐工之间的沟通桥梁。［3］

　　时宝玉集体生产组指的是方洋场东港（圩务）所的梁保圩。该圩在工作上和生产上较为落后，有“梁甩圩”之称。在方洋场党委和东港所党支书的具体指导下，该圩吸取了淮北盐场以往劳动互助的经验，组织了一个新型的互助组织——梁保圩生产互助组。由于该生产小组是由中共党员时宝玉领导的，所以又被称为时宝玉生产互助组、时宝玉互助组或时宝玉小组。1952年6月14日，华东区盐务管理局根据该小组的性质，将其名称正式改为“集体生产组”，并指出原因：“目前组织劳动互助或生产合作社乃是对个体生产的私有经济而言的，其目的是把这种经济组织起来使之逐渐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而淮北盐场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只不过因其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组织分散，需要组织起来使之走向集体化，故虽形式上同为互助，而其性质是不同的，因此不能称时宝玉小组为‘互助组’，而应称为‘集体生产组’。”［4］

　　时宝玉集体生产组的出现受到了当时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强力推动。1951年1月，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的推进，东北地区首先掀起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东北第五机器厂的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提出了五项条件，向全国各厂矿工人发起挑战，五项条件主要包括：第一，团结技术人员，加强技术学习，改进操作方法，质量达到标准的99%以上，提前完成任务；第二，师傅保证把所有徒工提高到一般技术水平的60%，徒工保证爱护机器，整理工具，不影响师傅到点开车；第三，遵守劳动纪律，坚守工作岗位，保证春节前后出勤率不降低；第四，加强四防工作，保证全组机器和人员的安全，爱护公物，克服浪费；第五，加强时事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做好宣传鼓动工作。［5］全国总工会随即做出在全国开展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的决定。据不完全统计，至1951年3月底，全国参加竞赛的厂矿企业职工有223万余人。［6］

　　1951年春，大规模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在淮北盐场蓬勃开展，“盐场当战场、工具当刀枪”，“把盐粒变成子弹”［2］的口号响彻全场。广大盐工以战斗的姿态投入生产，向马恒昌小组应战的生产组达189个，盐场内部所与所、组与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挑战和应战也开展起来。为了提高生产技术、创新生产经验，全场成立了260个生产研究组，时宝玉集体生产组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1951年春季[3]，淮北盐场的盐产量获得丰收，超额完成了25%［2］，这与众多生产研究组的出现密切相关。

　　与刘国雨互助组相比，时宝玉集体生产组的互助内容大大扩充，它以圩为基本生产单位，生产资料公有公用，劳动力统一调配，收入统一分配、统一管理。具体来说，时宝玉集体生产组有以下六个特点：合用蓄水设备，统一掌握蒸发计划；集中使用卤水，加强卤水供应的计划性；统一掌握生产技术，统一调配劳动力；集中使用动力设备；确定“按劳取酬”的工资分配原则；建立了会议制度、作息制度、检查制度等管理制度。［2］采用集体生产方式后，时宝玉集体生产组的盐产量和收益都大大提高。1951年春季产盐22240担，超过了原计划15700担的41.66%，比1950年产量增加了108.99%，“每一长工工资收入较全场头等长工平均工资增加百分之十八点六四，质量方面消灭了黑盐”。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工资的增长，精密分工又节省了人力，因而降低了成本。[4]

　　淮北盐场对时宝玉集体生产组的生产经验进行了大力宣传。1951年8月，淮北盐场首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总结和交流了时宝玉集体生产组的经验，并做出明确指示：集体生产是淮北盐场的发展方向。此后，各盐场通过大小会议不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反复说明：集体生产方式可以改变盐场个体、分散生产的情况，使之向集体和集中生产发展；同时，在宣传中着重批判了保守思想。［7］从1951年冬开始，时宝玉经验在淮北盐场被全面推广。

　　二、集体生产组运动

　　1951年11月28日，华东区盐务管理局做出了《关于推广时宝玉先进经验的决定》，这项决定首先对时宝玉集体生产组予以肯定，认为该组打破了淮北盐场滩地上的旧制度，改进了劳动组织方式，解放了生产力，提供了淮北盐业生产由个体到集体、从分散到集中的发展方向。其次，决定对时宝玉集体生产组进行褒奖：发给奖金150万元[5]，其中一半奖给时宝玉个人，一半奖给小组组员，并发奖旗一面。再次，对淮北盐场发展集体生产组做出了重要部署，要求淮北盐场“于明年春扫中，在全区范围推广时宝玉小组先进经验到50%的圩子以上，至秋扫终了时，推广到80%以上”［8］。最后，要求淮北盐场在推广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培养积极分子和典型小组，并要求淮北盐务全体干部加强重视程度。

　　淮北盐务管理局和淮北盐特区总工会在收到上述电文后，联合盐场党委会共同做出进一步决定，通知各场、圩务所学习时宝玉集体生产组的先进经验，把这一经验作为生产会议上的中心材料，并列入干部和盐工的冬学教材之一。在推广集体生产组的过程中，时宝玉集体生产组所在的方洋场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搞得最快、最好。1951年下半年，该场80%～90%的盐工都参加了集体生产组。［2］

　　1952年2月18日，淮北盐务管理局和淮北盐特区总工会发出联合指示，要求各场、所把时宝玉经验从一般宣传教育转入具体的组织工作当中，结合接下来的春扫进行实际运用。［9］此外，淮北盐场还成立了推广先进经验委员会，专门负责推广事宜。2月25日，淮北盐务管理局、淮北盐特区总工会又发出联合指示，要求在淮北盐场全面推广时宝玉集体生产组的经验，并根据方洋场的推广经验下发了《对推广时宝玉先进经验诸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推广集体生产组的意见：必须废除一家一户一份滩的个体生产方式；在推广初期，互助组一般不宜过大，其发展的规律应该是由分散到小集体，由小集体再到大集体，稳步前进；需要解决生产技术困难和劳动力少的盐工生活困难，对于后者，应该积极地组织他们参加互助，并给予适当照顾；要在工人中广泛宣传推广先进经验的意义与目的，避免造成推广先进经验过程中的形式主义。［10］

　　在初期推广的过程中，由于集体生产组要求对滩地的生产设备、人力、工资进行统一分配，并且有不少小组在实行过程中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政策，因此，盐场工人对集体生产持不同态度。一般来说，大滩的产量较高、设备较好，所以使用中、小滩地的盐工持拥护态度，使用大滩的盐工对集体生产顾虑重重，持观望甚至反对态度。另一种情况是，有些盐工使用的滩地产量较低，但是家里的劳动力又多，实行集体生产可以使他们领取固定工资收入，因此积极拥护互助；那些认为互助与个人利益无太大矛盾的盐工持无所谓的态度；而那些使用高产滩地、家里劳动力少的盐工则大部分对集体生产有意见。

　　1952年5月，淮北盐场普遍建立了集体生产组，但推广的深度不够。淮北盐务管理局在《推广集体互助的初步总结与今后推广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中指出，淮北盐场已参加互助组的共有2602份滩，占总滩数的94%；推广的大致情况是台北场、台南场、方洋场开展得较快，也比较细致，灌西场、灌东场、新滩场三场进度较慢。《初步意见》进一步指出：“集体互助在数量上看，虽然业已全面推广，但是由于各级领导对推广互助还不十分重视，以及机关集中力量搞三反，没能很好地深入兼顾、抽出力量研究，掌握典型及时解决开展集体互助中的一些重大的关键问题，因此，目前业已推广的滩份，其中大部分还是不很巩固的，因此在目前基本上仍是在摸索、巩固及稳步提高推广的阶段”。［11］《初步意见》还对推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一是各级干部工作不认真，推广仅有一般号召，没有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仅满足于完成推广数字，少数地方还出现了强迫命令；二是缺乏一个比较明确的方针步骤，没有推广的具体计划；三是大部分盐工对互助组缺乏了解，只是盲目参加，甚至实行假互助。对此，《初步意见》提出，“必须加强领导，深入检查，调查研究解决互助中的关键问题”，将下一步的工作确定为“巩固为主、重点提高、逐步推广”。［11］

　　至1952年底，推广工作基本完成。1952年12月24日，淮北盐特区总工会发出了《关于推广时宝玉小组集体生产方式总结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至1952年11月，淮北盐场的2758份盐滩中，已推广集体生产的有2727份，占总滩份的98.88%；其中，灌西、灌东两场滩地全部推广集体生产，台北场推广集体生产的滩地占总滩地的97.5%，新滩场占98.21%，方洋场占98.78%，台南场占98.8%；从推广的深度来看，以灌西、方洋、台南、台北四场推广较快，也较细致。《报告》总结了推广集体生产组后的收获：一是提高了产量。淮北盐场1952年春产期间，由于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一度停工10天，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尚产盐9501075担，较1950年同期增长0.75%。二是减少了企业生产费用支出。由于集体堆盐，节省了用具，减少了盐斤淌化和抛撒，共节省资金约15亿元。［12］

　　在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出现了急躁情绪，只讲推广幅度，不求深度，存在着单纯的任务观点，“造成明集体，暗不集体，干部来到就集体，干部走就不集体，形成了严重的形式主义”；二是推广仅有一般号召，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甚至有些圩务所放手让盐工自己搞，正如盐工所反映的：“淮北号召，场里打虎，所干不动，群众自发”；三是错误地推广了不成熟的新经验，加大了推广难度。［12］

　　虽然推广工作大体完成，但是仍存在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淮北盐特区总工会曾指出，时宝玉集体生产方式的推广，“除了由于工人群众受着一些技术水平的限制外，最基本的是思想问题，也就是整体与个体利益，个体生产和集体生产（不习惯）的两个矛盾问题未获解决”［12］。为克服这个矛盾，各盐场党委首先采取了思想动员的方法，号召党、团员、干部和青年盐工最先组织起来，主动放弃自己质量好的盐滩，以身作则，树立典范；同时大力宣传集体生产方式带来的良好业绩——大面积高产，以教育广大盐工。其次，批判了在推广过程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提出多劳多得的原则，坚持贯彻“按劳取酬”的工资分配制度。此外，为了适当补偿产量高、滩地好、家里人口多而劳动力少的盐工的利益，淮北盐特区总工会明确提出了以下办法：在技术和等级上给予适当照顾；政工酌予必要救济；帮助寻求副业；在旺产期间组织多余劳动力上滩做临时工领取工资。［12］

　　淮北盐场的集体生产组引起了外界的重视，1952年《人民日报》曾进行了三次报道[6]，热情称赞道：“苏北国营淮北盐场时宝玉小组，首创先进的集体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发挥了生产的潜在能力，成为改变淮北盐场生产面貌的一个重要开端”。［13］

　　三、集体生产组的管理和分配

　　集体生产组强调对盐业生产和盐场工人进行统一管理和调配。在推广过程中，淮北盐场总结出了较为完备的集体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集中使用生产资料

　　淮北盐场根据滩地结构特点，以两三份滩合用为主。滩地上的生产资料主要包括贮存池、风车、卤水，集中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就相当于对生产过程进行统一规划。海盐的制作流程分为纳潮—蒸发—结晶三个环节。由于海水（即卤水）是制盐的唯一原料，因此纳潮这一步十分重要。一般情况下，先将潮水引入圩河，再用风车打入贮存池（又称洼地、蓄水池），用于储蓄。可见，合用贮存池与合用风车是联系在一起的。之后，海水从贮存池由风车打入大蒸发池，再流经大大小小的蒸发池（俗称洼格、高格），经过层层蒸发，浓度越来越高，最后流入结晶池（俗称晒格），结晶成盐。在这个过程中，卤水在各滩之间是可以互相调剂使用的，以避免“有卤无格、有格无卤”的现象，同时还可以选择质量好的蒸发池和结晶池进行生产。集中使用生产资料取得了良好效果，《初步意见》指出：“今年由于推广互助以后，普遍的情况是滩上存卤丰富，存水的浓度较以往为高，晒格比去年舀得多，增添得快，去年台北场墅港所一般三等滩于五月份舀四五块格子，尚有缺水现象，今年同时舀六七块毫不感觉缺水，该所六个互助得最好的小组，四月份任务在一般滩仅完成80%～90%的情况下均超额完成。”［11］

　　（二）统一调配劳动力

　　统一调配劳动力的目的有三个：“达到节省人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之目的；达到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明确合理的组织与合理的使用人工是今后集体劳动的方向”。［10］互助组的组织形式大致是：以原来的生产小组为一个互助组，由生产组长兼任组长；互助组内，每三四份滩成立互助小组，每互助小组设一小组长；每两份滩设1名领滩、1名副领滩；互助组长本身也兼小组长，小组长本身又兼领滩；凡三四份滩的小互助组不另设互助小组。此外，还有整劳动力组长，半劳动力组长以及短工组长。互助小组内各滩统一操作，统一使用人力，由领滩工人集中领导，操作分工按操作性质分，整人工、半人工按技术、劳动强度决定。劳动力的调配采用固定与灵活相结合的形式。把小组工人（除领滩工人）按工种分配到不同的工作班，各个工作班按照产盐流程在小组内的每一块滩地上依次操作，共同完成产盐过程。每个工人需要服从领滩的指挥。每个工作组的人员基本上是固定的，遇有调剂必要时，先由互助小组长决定在互助小组内调配；如需在互助组内统一调配时，必须通过互助组长。［11］集体操作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劳动时间，节省了劳动力，1952年同1951年相比，节省了1/4个劳动力，劳动工时缩短了1.5小时，“许多互助小组在五月份尚抽出大批劳动力自行办引潮河等工程”。［11］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存在干部多、职责不明的问题，容易造成混乱。以方洋场辛高圩为例，“11份滩内有生产、工会组长各1名，领滩工人3名，副领滩工人3人，整人工组长3人，半人工组长3人，其中还有无形的膳食组长3人，全组各种组长共计17人，约占全组工人总额55%（工人为31名），同时分工不严，职责不明确，缺乏完整的负责制，仅在秋扫两个月的互助中，单风车篷较以往损坏率竟达80%，其他工具遗失、损坏现象很多，加之无核心领导，指挥不灵，劳役不均，以致造成工人装病偷懒现象，因此形成操作上的混乱，闲忙不均，甚至有若干操作无人做”［10］。为实现集中领导实行组长负责制，淮北盐务管理局对互助组进行了调整，取消了互助小组，同时规定：以一条圩子成立一个互助组，互助组内不另设其他小组；但可以设副组长，正副组长明确分工，每人负责领导几份滩，原生产组长担任组长，工会组长在能力范围内兼任副组长；以两份滩合并为一个基层操作单位，设1名领滩，也可以暂时再设1名副领滩，正副组长又必须兼领滩；另设值日员1名（由除领滩外全体小组工人轮流担任）、记分员1～2名，保管员1名。

　　（三）统一分配工资

　　组织集体生产之前，淮北盐场盐工的工资仍沿袭“灶粮”加“担头费”的形式。“所谓‘灶粮’，是按滩计算，按月发放，实际上是一种计时工资形式；‘担头费’是按产盐的数量和质量，按担计算，按季发给，实际就是计件工资。季节工和短工的工资，则由其主雇的承包盐工付给”。［14］推行集体生产后，盐工的工资分配方式有以下四种：按分分配、按级分配、按滩分配、吃“大锅饭”与按级分配两者结合，这四种工资分配方式各有特点，前两种较为常用。按分分配即把全组操作分别重型、轻型、技术三种性质，根据一般人工作时所需的劳动时间及劳动强度，评成分数，以竹子制成分筹，每项操作完毕领取分筹，晚上凭筹入账，月终或季终将全组计件工资总数除以全组工人所得总分数，得出平均每分之分值，每人再凭自己所得分领取计件工资。按分分配的关键是做到合理的评工记分，科学地计算劳动效率。但是，当时的滩地结构复杂，大小不一，重、轻型操作界限难以精确划分，春、秋、冬各季操作又不一致，不易定出合理的评分标准，且限于工人的文化水平，这种方式在当时还不成熟。例如，台南场和方洋场为推行按分分配的工资形式浪费了很大精力，在记分问题上纠缠了三四十天。按分分配也造成了一些不良现象，主要在于使工人产生了严重的抢分、谎报分数及内部不团结等行为。按级分配即按照生产技术高低、劳动强度和劳动积极性，将组内工人评定为三个等级。其中，整劳动力一级工资为100%，二级为95%，三级为90%；半劳动力一级工资为60%，二级为55%，三级为50%。雇短工计件工资为小组所得，但由小组负责伙食。当时，全国工业企业新工资制度尚未出台，按级分配是最受淮北盐特区总工会认同的工资分配方式，它既符合“按劳取酬”原则，且手续简单，易为工人群众接受。同时，淮北盐特区总工会也指出，这种分配方式仍需要改进，其缺点表现为：半劳动力与整劳动力差距过大，同一级整半劳动力的工资相差40%，以及工人上半年与下半年的计件工资收入不平衡。按滩分配即与实行集体生产前以滩为生产单位的分配形式相同，但在分配计件工资时，则不论技术与劳动强度高低，一律按滩平均分配，其中短工计件工资为长工所得，长工供给短工伙食。按滩分配不符合当时所提倡的“按劳取酬”的原则，在推广中逐渐被淘汰。吃“大锅饭”与按级分配两者结合，即不分各滩人口多寡，以计件工资集体办理膳食，剩余部分再按级分配。这种工资形式模糊了个人所得利益，不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也逐渐被淘汰。

　　（四）制定集体工作制度

　　由于互助合作把生产单位由一份滩扩大到了八份滩，甚至十多份滩，需要处理的事情相应增多，必须依靠制度来保持整个小组有秩序地运行。当时主要的集体制度有三项：一是会议制度。每晚开一次领滩碰头会，主要总结当天工作、研究翌日工作；每基层操作单位，每隔三五天开一次检讨会，工人之间进行批评与表扬活动；每十天或半月召开一次小组全体会议，研究任务完成与否的原因，并布置下半月工作。二是生活值日制度。要求小组内必须遵守统一的作息时间，组内均设有值日员，其职责为掌握作息时间，早上吹哨起床，白天升降上下班旗。三是定期检查制度。领滩对本操作单位的各项工作及工具每天检查一次，每隔三五天基层操作单位组织人员相互检查一次，小组长每隔三天要到全组检查一次。

　　1953年春，淮北盐场对集体生产组进行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巩固与提高。到1954年春季止，淮北盐场已组织360个集体生产组，这些生产组的盐工人数占全场盐工总数的99.2%。［2］1954年三四月份，淮北盐场又进行了一次全面整顿。通过训练骨干、细算账、摆事实等办法，将个体生产与集体生产进行对比，在广大工人中进行了集体化和社会主义远景的思想教育。此后又进行了组织制度上的整顿，大部分的集体生产组贯彻了“两滩一操作”制（即两份滩合并为一个基层操作单位），并按劳动技术、劳动强度和劳动量情况调整了人力，订立了集体生产中的纪律和制度。这次全面整顿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生产组。

　　新中国成立初期淮北盐场的集体生产组是对盐场滩地国有化措施的一个有力补充，它在盐滩所有制形式发生变化的同时，迅速实现了盐滩使用权由个体盐民向国家的转移，将传统、分散的盐业生产纳入了国营体制中。1950年后，淮北盐场将大部分盐民转为国营盐场的工人，对职工进行统一的招收聘用和管理调配，对其称呼也由民国时期的盐民改为盐工。但是，直到组建了集体生产组，广大分散、独立的盐工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企工人，克服了盐工名义上是国企工人，实际上不受国家调动的缺点。从这个意义上讲，集体生产组的出现和推广不仅是淮北盐场的一次生产组织变革，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改造。

　　［ 参 引 文 献 ］

　　［1］中共江苏省盐业公司委员会、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革命战争中的淮北盐场》，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2］中共淮北盐场党委：《淮北盐场简史（1958年）》，江苏省档案馆：4119-151。

　　［3］淮北盐务管理局：《关于淮北盐场一般概况介绍（1951年1月）》，江苏省档案馆：4119-31。

　　［4］《华东区盐务管理局通知（1952年6月14日）》，江苏省档案馆：4119-47。

　　［5］《保持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经常性　马恒昌小组向全国工人发起挑战　首都工人热烈响应纷纷提出应战条件》，《人民日报》1951年1月20日。

　　［6］《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下，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7］任利戈、沈敏、杨东野：《国营淮北盐场　全面推广时宝玉先进集体生产方法》，《人民日报》1952年6月6日。

　　［8］《华东区盐务管理局代电（1951年11月28日）》，江苏省档案馆：4119-16。

　　［9］《淮北盐务管理局、淮北盐特区总工会联合指示（1952年2月18日）》，江苏省档案馆：4119-47。

　　［10］淮北盐务管理局：《对推广时宝玉先进经验诸问题的研究》，江苏省档案馆：4119-47。

　　［11］淮北盐务管理局：《推广集体互助的初步总结与今后推广的初步意见（1952年5月）》，江苏省档案馆：4119-47。

　　［12］淮北盐特区总工会：《关于推广时宝玉小组集体生产方式总结报告（1952年12月24日）》，江苏省档案馆：4119-47。

　　［13］《淮北盐场时宝玉小组首创集体生产方式》，《人民日报》1952年4月28日。

　　［14］《江苏盐业史（修订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