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与此同时，西方学界同仁同样对经济特区抱有高度的兴趣。实际上，从经济特区建立开始，西方学界就开始了对经济特区的学术研究。英美等西方国家作为海外中国学术研究的重镇，对于我国经济特区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其中不乏深刻和有见地的分析，因此有必要系统地对西方学者有关经济特区的研究历程和主要内容做一番系统的梳理归纳，以期达到与国内学界的学术交流目的。

　　研究概况

　　按照西方学者研究重点演变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的历史进程，本文将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大体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4年），这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数量不多，而且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略显不足。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比较重要的有：美国学者乔治·菲廷的《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出口加工区》，乔治·菲廷在该文中通过分析出口加工区对台湾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影响来间接地评估经济特区对于中国的影响，其中主要谈到了中国的经济特区在起始阶段所遇到的问题。

　　第二阶段（1985～1991年），这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西方学界的许多著名学者诸如美国学者傅高义、美国学者哈里·哈丁、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等都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特区研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研究中国经济特区的专著达到20余本、博士学位论文近20篇、学术论文上百篇。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是深圳特区，同时还兼有其他几个经济特区。在这一阶段，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研究成果大都具有较高的理论高度和学术深度。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中的代表性著作包括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的《广东改革：中国大陆跨出的第一步》与美国威廉姆斯学院政治学教授乔治·克兰的《中国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两本著作。

　　傅高义的《广东改革：中国大陆跨出的第一步》一书是西方学界有关经济特区的研究成果中第一本较有影响的美国学术著作。傅高义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追溯到1956～1957年，他着重探讨了新设立的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和珠海的迅速发展。另外，傅高义在著作中还论及了成立经济特区以前的海南岛，分析了广东经济改革的内部因素、外部环境与改革的动力所在，专门开辟专章分别介绍了当时广东存在的“党政创业者”、“企业创业者”、“个体创业者”三类创业者的个案。在傅高义看来，当时的广东正好处在“从细胞性社会到商品社会”的转型期，傅高义针对改革开放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难题与困境，真诚地向改革开放中的广东提出了有关未来发展的中肯建议，颇具启示和借鉴意义。

　　乔治·克兰的《中国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一书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乔治·克兰在该书中主要借用了政治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特区。他指出，中国经济特区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只有通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长期的结构变革才有可能为更成功的经济特区的发展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乔治·克兰对经济特区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下列建议：首先，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所需要的是整个官僚机构的更多的非个人主义和专家主义。其次，结构改革本身可能妨碍经济特区的成功。因此，为了从根本上使得中国的经济特区发展得更好，中国的经济特区的支持者们必须愿意并且在政治上能够容忍在结构改革深化和成熟以前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持续的不平衡。乔治·克兰深刻地指出，尽管中国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有可能付出的代价会非常高昂，但是也许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够让中国的经济特区培养出一种能够有助于使国家总体上保持活跃的经济活力。

　　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这一时期正好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阶段。尽管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文献比上一个阶段而言要略微少一些，但无论是研究成果的内容还是质量，这一时期西方学界有关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水平的高度和深度都要大大超过前两个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学者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也要更为广泛，涌现出一大批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浦东新区逐步成为了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华人学者葛伟的《经济特区与中国经济转轨》，该书是第一本全面研究经济特区的专著，它首次把经济特区放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认为中国政府创造性地、主动地把经济特区用来作为实现中国经济全面转型的政策手段，这对于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