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以来，地方志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和问题。如何正视和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使地方志事业的大好形势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是摆在方志界面前的一大课题。就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接受了本报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方志工作取得了哪些新的成绩？

　　朱佳木：这两年多来，全国地方志系统在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及各地的地方志工作法制化建设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第二轮修志工作得到了新的加强，理论建设和队伍培训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旧志整理和出版取得了新的收获，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获得了新的成效。国务院交办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任务，要求高、头绪多、时间紧，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已陆续拿出初稿，开始进入总纂阶段。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指组联合进行的全国地方志系统第二次评选、表彰先进活动，受到各地高度重视，反响十分热烈。此外，中国地方志协会完成了换届工作，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等单位合作，举办了以“中国当代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对方志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志百科全书》编纂工程终于启动。十集电视纪录片《方志中国》也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扩大了地方志工作的影响。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国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指导的结果，也是各地及军队、武警系统方志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目前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

　　朱佳木：当前，地方志工作的主要问题是法制化、制度化建设有待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化，尤其是质量第一的原则有待进一步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只是使地方志工作在国家层面有了法规，还需要各地制定实施细则或地方性法规予以贯彻。另外，有了法规和制度，各地各部门还有一个是否严格执行的问题。如果说前些年需要防止的主要倾向是对二轮修志不重视、迟迟不予启动的话，那么近些年来需要防止的主要倾向则是忽视质量、急于出书。现在一些地方之所以急于出书，原因有很多，其中不正确的政绩观的作用，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全国二轮修志大体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按照条例关于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的规定，其结束时间和第三轮修志开始的时间，应当在2020年左右。因此，二轮修志的时间还是充裕的。各地在部署任务、制定计划、设计篇目、组织队伍、开展培训、收集资料、起草初稿等方面要抓紧时间，要快，但定稿出书不要着急，要慢些，否则质量难以保证。陈奎元同志在第四次工作会议上指出：“志稿形成后，要仔细推敲，反复打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认真加以修改完善，不要为了赶进度、急于出版而降低志书的质量标准，更不能为限期完成任务而草率收场，使质量不高甚至粗制滥造的志书出版发行。”我们一定要抱着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贯彻这一精神，把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作为地方志工作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把质量第一的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今年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繁荣发展地方志事业，必须在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请问，创新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朱佳木：现在，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在谈创新。地方志工作要繁荣发展，同样离不开创新。地方志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从两千多年前连绵延续到现在，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今后，仍然有需要创新也可以创新的空间。具体讲，我认为创新主要体现在或应当体现在九个方面，即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工作内容创新、志书编纂创新、资料收集创新、质量管理创新、学科理论创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创新、修志队伍组织与培训创新。在志书编纂创新中，还包括编纂指导思想的创新、篇目设置的创新、编纂体例规范的创新以及编纂方法的创新等。以上这些只是我在方志界同志多年实践基础上的归纳，其中很多创新举措是已经做了的或正在做的。应当看到，创新是一种艰苦细致的工作，不能随心所欲，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创新既要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深入调研；既要大胆探索、勇于试验，又要埋头苦干、不怕失败。只要把创新精神与科学精神、求实精神、虚心学习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百折不挠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就会使地方志工作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发展。

　　自从《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支持力度普遍加大，地方志工作的内涵普遍扩大，二轮修志的进程普遍加快，地方志工作队伍的士气普遍增强。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形势好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要看到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越要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地工作。只有这样，地方志工作才能不断迈上新台阶，地方志事业的大好形势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