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进入工业化中期‘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选择”，就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进行回顾和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政策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选择，是基于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而做出的。这部分还对1949-2009年“三农”的发展、农业功能拓展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全局观下的“三农”问题等进行了分析。本章讨论的问题及形成的结论主要有：新世纪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新的政策目标的路径上，国家首先启动城乡二元制度向一元制度转变的制度变迁，是因为农业养育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必须以此为前提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的“三农”政策目标，是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重中之重”、工业反哺农业和“多予少取放活”等强农惠农政策于一体的新的政策取向，是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于一体的发展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坚持以人为本而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新的切入点和总抓手，即是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取向、发展战略、切入点和抓手等在内的完整的政策体系；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之一，以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内核的县域经济壮大之时，也是“三农”问题解决之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由初期的“公司+农户”向“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演变，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的自我完善，其动力首先来自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已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不可或缺的方面军，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带动功能日益增强；当代中国农民经历了两次大解放，对农民定位认识的变化，带来了农民发展政策的重大转变，经历了由“管”到“放”，再到赋予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1949-1978年与1979-2009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异，制度不同是重要原因，而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结构调整获得均衡快速发展与结构演进的双重绩效，与其说是政府针对非粮产品紧缺而主动进行的结构纠偏，不如说是给农民赋权而由农民自主选择的必然结果；农业素质获得显著提升，农业功能日益拓展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章“‘三农’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对影响60年间中国“三农”基本政策及制度选择的重大理论进行了回顾和辨析。当代中国“三农”政策的每次重大选择，包括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及其实现路径、具体政策措施、实施机制等，都受相应认识和理论影响。围绕“三农”的地位、工农和城乡发展关系、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构想，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论述为主要研究对象，回顾和辨析了“三农”基础地位论和发展战略论等重大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围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营制度、农业组织化模式的选择，回顾和辨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一大二公”取向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按工分分配模式与要素参与分配制度的确立、对合作社性质和产权制度的认识、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论断等。本章讨论的问题及形成的结论主要有：经济社会的发展赋予了农业基础地位更为丰富的内涵，人们对于农业基础地位及其政策含义的认识也日益升华，这是形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的理论基础；当代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构想，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演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发展工业和小城市的战略构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战略构想，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的战略构想，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构想，这些都成为“三农”的中长期政策目标，也决定着一个时期内“三农”政策的取向及具体政策的选择；改革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与国际合作社联盟倡导的合作社相比，在价值取向、联合主体、民主管理等方面是一致的，而在自愿原则的实际遵循、财产制度、分配制度、生产经营权限等方面存在差异；改革以来澄清了在合作经济理论上的一系列认识误区，实践的发展又解决了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诸多顾虑，如合作社效率极其低下、农民合作意识不强和民主管理能力弱而需要政府领办、合作社是中介组织等；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论断是关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和实现规模经济的两个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论断，与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一脉相承，都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长时期内，由于理论的缺陷和实践的缺乏，把农业规模经营的经济一面估计过高而忽略了其不经济的一面，加之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取向又赋予了农业经济组织保障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和农业向工业提供原料的顺利实现等特殊功能，在这些理论依据和政策背景下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难以解决“三农”问题；改革以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在农业规模经济方面，走出了认识误区，形成了家庭承包经营适合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土地规模经营要适度等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