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九七”香港回归“利好”因素而强力刺激出的“香港热”，仅仅是掩盖而不是消弭了香港经济体系长期积累了“结构性矛盾”和潜伏的危机，尤其是“虚火十足”的楼市和股市的泡沫。一旦内外部环境有变或突发性事件作祟，香港经济的波动，甚至是大起大落的波动，就一定是势不可挡。“九七”香港回归以后不久，一场席卷亚洲东部的金融风暴不期而至，所到之处，自东南亚至东亚，所有实行已经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其金融市场无一不是一片混乱，本币大幅度地贬值。自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下半年，国际投机资本又连续四次对亚洲东部的“最后一个堡垒”香港的金融市场发动攻击。为了维护香港的本币币值稳定，为了维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靠实力强大的财政储备和外汇储备，“高调”入场救市，大幅度地提高本币利率。在形势最紧张的1997年10月，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高达300%（300厘）。一举击退了国际投机资本对于香港本币币值和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冲击，维护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维护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秩序。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国际投机资本对抗的“高利率”的“双刃剑”，同时也让香港经济体系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一度“虚火十足”的楼市和股市的泡沫被一一挤破，楼市和股市狂泻，跌幅过半。与香港的楼市和股市“景气度”直接挂钩的香港市民财富严重缩水，市道低迷。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的统计资料，以固定（2000年）市价计算，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1998年是11496.62亿港元，比上一年降低5.3%；香港的对外贸易总额，1998年是27767.41亿港元，比上一年降低11.6%。本地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总额双双历史性地出现了香港经济起飞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20]而作为观察香港经济形势的重要晴雨表的“恒生指数”，在1998年，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最严重的时候，一度跌落至6660的历史最低点（1998年8月17日），整整一年的时间，一直在8000点上下徘徊。[21]1998年10月，董建华在立法会发表其第一个任期内第二份《施政报告——群策群力转危为机》时回溯“九七”香港回归以来的经济形势时，心情沉重地讲：“今年的《施政报告》，是在香港处于逆境时发表的。”“过去一年，对于香港来说是备受挑战和考验的一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整个区域，香港的经济因此出现逆转。”“金融风暴对我们造成冲击的同时，也暴露了香港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香港经济经过这些年的过热发展，已经具备了泡沫经济的典型特征。”“目前香港的经济正经历艰难的调整期。”[22]

　　而且，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对于这一场亚洲金融风暴对于香港经济体系的冲击所产生的深远的消极影响和严重“后遗症”，以及对于香港经济复苏、香港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的长期性、曲折性和难度，无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还是普通的香港市民，有一度都是低估的。所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执政之初的几年，无论是每年“八万五千个单位”的建房计划的提出以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坚持，还是所谓“高增值”路向的“科技港”、“数码港”、“中药港”等等的发展规划，仍然是建立在将尽可能快地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比较乐观情绪的基础上的。在香港经济真正走出谷底以前，在香港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真正成功以前，这些“有脱离香港实际之嫌”的“超前”的美好前景，没有也不可能如期如愿地付诸实现。2003年11月，董建华在一次海外关于香港经济形势的演讲中，曾经不无遗憾地讲：“回想一九九七年，我们以为我唯一的挑战，是落实‘一国两制’。大家想必记得，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政策会怎样实施？怎可能成功？这样想的人香港有，海外也有，部分疑虑其实不无道理。六年半过去了，我很高兴告诉大家，‘一国两制’切切实实成功了。”但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是经济上重重挑战。” [23]

　　尤为严重的是，香港回归10年，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于香港经济体系的冲击，仅仅是“九七”香港回归以来种种“天灾人祸”挑战的第一轮。2003年，在香港经济刚刚恢复元气走向初步繁荣之际，泛滥于亚洲东部的非典型肺炎的狂袭又接踵而至，夺去了299名香港市民的生命，再一次重创了正处在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期的香港经济，雪上加霜。本来，自1999年开始，香港经济的恢复进程尽管有所反复，但是已经逐步走出谷底，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1999年是11694.74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3.4%；2000年是12883.38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10.2%；2001年是12943.06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0.5%；2002年是13187.43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1.9%。[24]2003年，方方面面对于香港经济的“高增长”是有预期的，都认为至少是5%以上。不料，由于非典型肺炎的狂袭的消极影响，2003年第二季度，又一次历史性地出现了0.6%的负增长。2003年一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是13612.13亿港元，比上一年仅仅增长3.2%，[25]一定程度上延迟了香港经济全面恢复的时间。2005年1月，董建华在立法会发表其第二个任期内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合力发展经济，共建和谐社会》反思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执政之初的几年间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时，再一次坦白地自省曰：“由于回归前的泡沫经济和表面繁荣，使我们产生优越的心态，即使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仍缺乏危机感，没有及时设法化解本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也没有及早回应内地的经济进步。由此产生的影响，需要加倍努力和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消除。虽然现时香港经济已经复苏，但还有不少问题和隐忧，我们仍要居安思危。” [26]也就是说，香港回归10年，“一国两制”的“新香港”建设，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所遭遇到的挑战和考验，其严峻性和难度，一点也不逊于在其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方面所遭遇到的挑战和考验。

　　但是，让一切真正关心“一国两制”的“新香港”建设、真正希望“香港明天更好”的海内外中国人倍感欣慰的是，在不断遭遇到“九七”香港回归以来种种“天灾人祸”的挑战面前，以董建华为首的、以曾荫权为首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七百万香港同胞没有被击垮，香港回归10年，经过千锤百炼锻造出的自强不息、知难而进、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香港精神”在他们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管在香港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的前进道路上有多少困难，不管在香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前进道路上有多少困难，不管在香港经济复苏和走向经济繁荣的前进道路上有多少困难，他们维护香港这个曾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香港现象”的“国际经济中心”、“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经济优势和特色地位的战略抉择和执行力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他们维护香港这个中国内地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开放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的经济优势和特色地位的战略抉择和执行力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他们维护香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最活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内地“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在世界范围的“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寻找并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经济优势、经济特色的战略抉择和执行力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经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在“九七”香港回归以后“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经济磨合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的“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建设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