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一项长期而艰巨、复杂的历史性考验，中央人民政府一直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江泽民指出：“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方针已进入了全面贯彻实施的新时期。如何在‘一国两制’的大原则下把握和处理好中央与特区的关系，确保‘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和基本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保持港澳的繁荣稳定和发展，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共同面临的课题。”[4]“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新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祖国内地人民和香港同胞，应该齐心协力，共同探索前进，不断用新的经验来丰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实践。”[5]胡锦涛指出：“‘一国两制’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6]“在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央政府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同样也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面临的崭新课题。因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广大香港同胞、澳门同胞，都需要在贯彻“一国两制”的实践中积极探索、不断前进。”[7]

　　对于此一项长期而艰巨、复杂的历史性考验，特别行政区政府也是一直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董建华指出：“由于‘一国两制’是前所未有的新理念，并没有先例可循。在实施《基本法》的初期，少不免会遇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会……认真地总结经验，配合新思维去努力探索‘一国两制’这一新道路。” [8]“‘一国两制’一定要得到成功落实，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以往任何一代香港人都未曾遇过的重大挑战。”[9]“我们深信，只要我们淬砺奋发，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必然会建设好一个更繁荣昌盛的香港，必然会创造出一个‘一国两制’的成功典范。”[10]曾荫权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人在制度上的自主创新。”“香港回归标志着‘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这个伟大的构想成为现实。”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在实现这个构想的路上，遇到各种挑战，遇到过困难，但也取得成功。正因为这是一个创新的制度安排，“一国两制”最终成功实现，将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香港人可以为国家做的，就是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贯彻做好，在香港建构和谐社会，令到‘一国两制’这伟大的构想成功落实。”[11]

　　所以，对于香港回归10年的经济发展大势，我们非常赞同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一个基本评价：在新香港，“‘一国两制’已经由科学构想变为生动现实”；“‘一国两制’已经融入新香港的生活”。2002年7月，在香港回归5周年庆典之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新香港的历史，是“‘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为生动现实”的历史，“也是董建华先生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香港各界人士不断克服困难、奋力前进”的历史。“今天的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全面落实，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广大居民继续以自己习惯的方式生活。香港仍然保持着自由港的特色和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的地位，继续被公认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事实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的，董建华先生及其领导的特别行政区政府是具有驾驭复杂局势的智慧和能力的，香港人是完全能够治理好香港的。”[12] 2007年7月，在香港回归10周年庆典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指出：“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的10年是不平凡的10年。10年来，中央政府切实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坚定不移地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香港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全面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授予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居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变成了生动现实。10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董建华、曾荫权两位行政长官先后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广大香港同胞团结奋进，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非典疫情等带来的严重困难和挑战，维护了香港社会大局稳定，实现了经济复苏，香港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10年来，香港同祖国内地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入，经贸合作更加紧密。香港从祖国得到更为强劲的支持，也为国家同世界各国进行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纽带和桥梁作用。香港同胞不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实现了香港的发展，也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0年来，香港对外交往日益扩大，继续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继续被公认为全球最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和最具发展活力、营商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香港这个国际经济大都市展现出新的勃勃生机。今天的香港，社会保持稳定，经济更加繁荣，民主有序发展，民众安居乐业，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香港同胞完全有智慧、有能力管理好、建设好香港，伟大的祖国始终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 [13]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长官董建华指出：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市民及世界各地人民都亲眼目睹‘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全面落实。”[14]“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下，加上香港市民策力，今天‘一国两制’已远不只一个构想，而是实实在在融入了香港的生活。”[15]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届行政长官曾荫权指出：“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这个创造性的构想不仅被证明是可行的，而且事实证明非常成功。”[16]“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有人预测‘一国两制’并不可行。回归后，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也有人窃窃私语：‘香港是否完蛋了？’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证明，这些抱有怀疑的人是错的。毫无疑问，‘一国两制’能够保障我们在‘两制’下享有的权利和自由。”[17]

　　香港回归10年，对于“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的最大考验，亦即“五十年不变”“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经济磨合过程的最大考验之一，就是如何维护香港这个曾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香港现象”的“国际经济中心”、“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经济优势和特色地位问题，如何维护香港这个中国内地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开放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的经济优势和特色地位问题；就是如何解决香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最活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内地“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直面“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实现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寻找并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优势、经济特色的问题，如何解决香港这个一直为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定位为“非政治化的商业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全面繁荣的问题。

　　与“九七”香港回归以前，国际社会和香港社会内部对于“九七”香港回归以后“一国两制”的“新香港”的政治发展之前景的普遍忧心忡忡不同，他们对于“九七”香港回归以后“一国两制”的“新香港”的经济发展之前景，是一片乐观情绪弥漫。他们认为，方方面面包括中国中央政府对于维护自“旧香港”至“新香港”的经济繁荣，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一国两制”“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经济磨合的风险系数和难度，要比“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政治磨合的风险系数和难度小。1997年前后一段时间的“香港热”似乎也在验证这一预期。“九七”香港回归以前的几年间（包括1997年），香港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因为中英政治对抗的影响走向低谷，而是被“九七”香港回归“利好”因素驱动，一路看“涨”。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的统计资料，以固定（2000年）市价计算，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1992年是9512.7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6.5%；1993年是10114.92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6.3%；1994年是10681.93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5.6%；1995年是11100.86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3.9%；1996年香港是11569.23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4.2%；1997年是12161.02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5.1%。[18]对外贸易总额，1992年是18802.48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21.4%；1993年是21188.47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11.68%；1994年是24207.22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14.25%；1995年是28352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17.12%；1996年香港是29335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3.4%；1997年是31710.39亿港元，比上一年增长8.09%。[19]而作为观察香港经济形势的重要晴雨表的“恒生指数”，在“九七”香港回归以后短短几十天的时间内，一度攀升至16820的历史最高点（1997年8月7日）。“九七”香港回归前夕，美国《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1997年全球经济自由指数报告，香港评级连续三年全球第一；瑞士洛桑国际发展学会发表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评级连续三年世界第三；国际资信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香港的信用评级由A级提升至A+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香港与西方工业七大国和最主要发达国家一样为“先进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