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８年上半年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除相继出台不少改革措施外，从2月起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又开始酝酿把原来并未列入当年改革计划的价格改革也接着出台。

　　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１９８５年我们曾有计划地采用调放结合的办法进行了以调整农副产品价格体系为主的改革，初步理顺了农副产品的价格结构。但由于这一年总量失衡，放开的价格在总需求膨胀的拉动下引发了物价水平迅速上升，而且物价上升与需求膨胀交互作用，导致国民经济过热运行和超常增长，因而这次价格改革未能继续推开。１９８７年经济过热逐步缓解，有关方面考虑到环境仍不宽松，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时，选择了企业经营机制作为改革的主攻方向。当时认为实行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通过责权利关系的强化，迅速挖掘企业提高效益的潜力，帮助国家尽快渡过环境治理的难关，并且促使企业对国家通过市场进行的间接调控，能作出比较正确灵敏的反应，从而为构造新体制的框架构造较好的微观基础。承包制在改善当时的经济状况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种制度当时仍存在着讨价还价、约束与刺激不对称、短期倾向和涨价冲动等问题，未能实现环境治理与完善企业机制的预定目标。而在通货膨胀下，物价不仅总水平上涨幅度居高不下，而且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一是在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一些基本工业产品特别是一次能源产品的比价再次处于谷底，全行业发生亏损。二是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在其他产品涨价的推动下，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特别是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这种工农业产品比价、基础工业品与加工工业品比价重新或更加扭曲的状况，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广大职工强烈要求增加收入，迫使国家增加补贴，并从多种渠道使国民收入进一步向消费倾斜。农民要求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并使收购工作愈来愈困难。其次，价格讯号的扭曲，使一些基础产品的供给状况趋于恶化，助长了企业的涨价冲动。随着补贴政策的变化和价格管理的放松，农产品、工业品相互影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循环涨价，既不断推动价格水平的上涨，又为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设置了新的障碍。因此，价格改革包括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客观需要。问题是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能否进行价格的结构性调整，当时是有争议的。大多数人认为价格改革必须有比较宽松的环境，否则风险太大。所以如前所述，1987年底的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会议都主张把稳定经济放在第一位。1988年改革计划中没有安排价格改革，并得到国务院全体会议的肯定。

　　1988年初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所以急着要酝酿推进价格改革，主要是对形势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因为当时在经济学界流传着一种通货膨胀在近期对中国构不成重大威胁的论调。认为根据韩国等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采取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可以实现国民收入的强制性储蓄，为基础工业积累部分资金，为一部分没有其他附加收入的国家干部、知识分子提高工资，以此来重新分配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因此实行“双紧”方针，降低经济速度是不必要的。这种观点对当时希望经济保持较快速度、又认为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蔬菜等副食品供应不足，价格上涨过猛引起，与银根松紧无关的中央领导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会议讨论经济形势时，总书记赵紫阳认为去年经济工作抓得比较全面，形势好是全面的，唯独物价情况不好。当前物价问题实际上主要是食品问题，不是票子发多了，因为去年货币增长速度比近几年都低。食品价格上涨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足，是收购政策违反了价值规律，使价格改革过于谨慎造成的。所以出路就是下决心提高收购价格，让农民有利可图，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同时给城市居民发食品补贴。3月15日召开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重复了上述观点，但当时中央领导看法并不一致。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会上针锋相对地指出：当前我国物价上涨，不仅仅是个别产品（如食品）的供求问题，也不单纯是调整价格结构带来的，它首先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多，从而币值下降所引起的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而且已持续三年。国际经验表明，这种物价上涨，从短期看对经济发展可能有某些作用，但从长期看一定会损伤整个经济的机体。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九年来已第一次出现了城市居民因物价上涨而导致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不安。所以必须首先积极对通货膨胀进行治理。此后薛暮桥、吴敬琏等经济专家也提出了类似意见。但赵紫阳仍坚持己见，结果物价逐月加快。2月份即超过两位数，为11.2%，3～5月份别为11.6%、12.6%和14.7%。在物价持续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原来实行“双轨制”价格的生产资料更成为非法谋利的来源，一般企业也只好表面是计划和市场两种价格，实际计划价格还带有其他附加条件。是继续维持现状还是下决心进行生产资料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双轨制”价格，赵紫阳5月16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现在的形势是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物价问题非解决不可，不闯这个关是没有出路的。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1]。于是5月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进行价格改革。

　　5月31日至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认为：目前我国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九年来，我们的改革有很大进展，成效是显著的。随着改革的深化，现在一些难度很大而又不能绕开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国际和国内的实践表明，改革的难题拖得越久，解决起来的难度越大。改革会有风险，但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抓住历史给予的有利条件，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加快和深化改革的方针，迎着风浪前进，坚决而又稳妥地把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好。会议还指出：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需要有统盘的考虑和系统的方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按价值规律办事，理顺原来很不合理的价格关系。根据这次会议的意见，从６月２日起，中央责成专门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反复研究今后五年特别是１９８９年的价格改革方案和配套措施问题。经过几上几下的论证，有关机构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初步方案中价格总的改革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的进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专门会议讨论这个方案，根据讨论意见，有关机构又进行了测算和修改。8月5日至9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这个修改后的方案进行了讨论，最后形成了准备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方案。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上述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通过这一重大改革方案的消息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实早在6月9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评论员文章，为价格改革造势，认为价格改革虽然难度大，但有把握，表明了闯关的决心和信心。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的采访记，宣传价格改革的好处，以消除人们对价格改革的紧张心理。

　　实际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之前，单项的价格改革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例如4月份陆续调整了部分粮食、油料、棉花以及茶叶、木材、黄红麻等收购价格，少量调高煤炭、原油、电力等生产资料价格及部分航线的运价；５～７月全国各地先后放开了猪肉、大路菜、鲜蛋和白糖４种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对城镇居民实行暗补改明补；５月以后全国彩色电视机实行浮动价格，国产的一般机型上浮２0%～３０％；７月进一步扩大了棉纱、棉布价格的浮动幅度，由５～１０％扩大到２0%～２５％；放开了名烟名酒价格，提高了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的价格。此外有一批原由有关部门管理的工业价格，下放给省市管理，有的省市自行进行了价格改革。这些改革应当说是完全必要的，但时机不当，又过于集中，而且幅度过大。据后来统计，国家定价和指导价的变动，使物价上涨约７.７％，比１９８７年物价上涨幅度还高。１９８８年初由于经济过热重新抬头，通货继续膨胀，物价上升的幅度如前所述已经很大。这些措施集中出台后，物价加速上升，６月达到１６.５％，７月上升到１９.３％，使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不仅担心政府是否有稳定物价的手段和能力，甚至怀疑政府稳定经济、稳定物价的诚意和决心。因而局部性的银行挤兑和市场抢购已时有发生。与此同时，舆论宣传却反复强调居民对价格改革是有承受能力的，而且一个劲地呼吁价格改革要闯关攻坚，说“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只要咬咬牙，坚持下去就会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这种很不明智的宣传，更加剧了城乡消费者的通货膨胀预期。当８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时，尽管会议强调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群众却以为新一轮大幅度涨价即将开始，触发了突击提取存款，大量抢购的全国性风潮。

　  从８月１７日开始，福州、天津、上海、重庆、成都、北京、西安等大城市中心商业区发生抢购，逐渐向外蔓延，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城市、县城和农村。抢购范围广、品种多，主要集中于价值高、易保存的工业品，涉及５０个大类５００多种商品，部分地区还有抢购粮食、食油甚至盐和火柴的。抢购卷入的阶层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而以固定工资收入者居多，且来势凶猛，使销售量大幅度提高。８月份全国商品零售额比１９８７年同期增长了３８.６３％，比１９８８年７月增长了７.５％。主要商品零售量同１９８７年８月相比的增长率为：棉布４６.７％，呢绒５３％，绸缎４０％，棉毛衫裤９２％，卫生衫裤７４％，毛线７０％，彩色电视机４０％，黑白电视机６４％，洗衣机１６０％，电冰箱１００％，电风扇６８％，录音机７１％，自行车５２％，连已经滞销的缝纫机也增长了５８％。据有关部门估计，这次商品抢购风，抢购了约６０亿元商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商品抢购伴随着挤兑银行储蓄存款，８月份城乡储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２６.８亿元。历史上８月份出现储蓄绝对额下降的只有１９６０、１９６１、１９６２、１９６７年四个年份。这次突击提存，人们不仅动用活期存款，而且动用定期存款进行抢购，可见社会公众对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恐惧程度。

　  物价是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反映。全国性的抢购风的出现，固然有心理的社会的因素，以及具体措施和宣传失当等原因，但根本的则是由于总的指导思想上追求发展速度，对稳定经济工作抓得不狠，深化改革工作急于求成，使这几年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问题进一步恶化了。１９８８年第三季度经济形势是严峻的。

　  一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更加膨胀。１９８８年初计划安排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减少３００多亿元，实际增长８５６亿元，超过计划１０００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下降１３％，预算外投资却增长了２０.６％。与此同时社会集团消费压而不缩，１～９月逐月上升，工资大幅度上涨。１９８８年工资总额增长率高达２３.１％，比上年增长率提高１０个百分点，创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第三季度工资和奖金分别以２７％和４５％的失控速度上涨，使通货膨胀的压力在需求拉动之上又加进了成本推动的因素。

　  二是工业再次超高速增长。全年乡和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１５４８１亿元，增长１７.７％（包括村和村以下增长２０.７％），超过上年增长幅度３个百分点，而且出现“萝卜快了不洗泥”现象，质量明显下降。农业仍然增长缓慢，总产值比上年增加３.９％，其中种植业产值下降０.２％，粮食、棉花和油料的产量分别下降２.２％、２.４％和１３.６％。交通运输的紧张程度有所发展，各种运输方式完成的货运量只比上年增长３.５％，全年连续发生了多起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重大恶性事故。

　  三是财政收支恶化，通货膨胀剧烈。全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大低于物价的上升，出现了收支贬值的负增长现象。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为２２.３％，处于改革以来的最低水平，难于满足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各项改革的需要。支出总额继续大于收入，财政赤字近８０亿元，与上年持平，如加上内外债务，则赤字高达３４０亿元，比上年增加９９亿元；不仅中央财政有较大赤字，地方财政有赤字的省市也不断增多。银行信用进一步扩张。１～８月各项贷款增加了９２７.１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加５５６.９亿元。由于人们普遍提取存款大量抢购物资，现金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更快，第一季度为２６.３％，第二季度为３５.８％，第三季度为４５.６％，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往年货币月净投放一般在６～７月出现，累计净投放一般在９月份开始，而１９８８年从４月便开始出现月净投放，５月出现累计净投放，分别比往年提前了２个月和４个月，１～９月累计已净投放约４００亿元。按照货币投放规律，全年大量突破计划已成定局，货币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四是物价急剧上涨，流通秩序严重混乱。１９８８年上涨率逐月加快，６、7月份达到１６.５％和１９.３％后，８、９月份竟高达２３.２％。同时部分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也暴涨。据不完全统计，１～９月，１５种生产资料计划内外销总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１８.５％，比消费资料上涨指数还高。其中煤炭上涨１８.５％、钢材２０.９％，木材２６.５％，铜铝４０％，烧碱４９.３％。这种情况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物价一直比较平稳，物价上涨率只是个位数的国家来说，确实是严重的。

　　由于物价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在一半左右商品的价格已放开，大批新的竞争者涌入市场的情况下，由于未能建立相应的市场组织，缺乏完善的市场规则和监督管理体系，流通秩序更加混乱。多头插手生产资料经营，中间环节越来越多。据统计，全国共有各类公司２９４９４６户，包括分支机构为４７７４３１户，其中将近４０％是１９８６年下半年以后成立的。各种外贸公司５０００户中，有２０００家是１９８８年成立的。不少单位不顾国家有关规定，违法经营，钻计划内外、国内外价差的空子，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地位或其他特权倒卖紧俏商品乃至计划指标、批文，谋取私利、层层加价、层层抽头，有的甚至物资原地不动，发货票转来转去，牟取暴利，不仅搞乱了流通，而且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针对上述因价格改革引发的抢购风潮和经济秩序混乱局面，国务院于8月30日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1988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的决定。同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作出保证：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中，明年作为实现五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9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首次公开使用了“治理整顿”的提法，他说，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进行物价改革，但是物价改革不能孤军深入，要与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协调进行。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认为要加强中央的权力，利用中央权威，发挥我们的优势，采取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坚决地处理现在存在的问题。并在16日与外宾谈话时说：改革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到了应该很好总结的时候。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也带来麻烦。现在需要稳。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政治局提出的治理整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