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七五”前两年控制需求、改善结构，1984年第四季度以来的经济过热问题，进一步得到缓解。但由于许多问题积累较久，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和混乱现象仍然是严重的。

　  （一）　 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严重。

　  这两年国有单位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得到控制，但由于对紧缩信贷的方针执行得不坚决、不一贯，用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银行贷款，增长了４５％，预算外的投资不断超过计划，加上集体和个人投资增幅更大，因此，全社会投资规模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４３％，大大超了国民收入增长３２％的幅度。在投资扩张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中以各种方式向个人倾斜，集团购买力连年增长过猛，又使消费基金继续膨胀。１９８７年银行对工资及个人其他支出的现金比１９８５年增加了４０.６％，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样，我国自１９８４年起，国民经济已连续四年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据国家统计局计算，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的供需差率已由１９８３年的４.７％扩大为１６.５％、１１.２５％、１３.４５％、１３.６％，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需要指出的是，四年累积的国民收入超分配数额，是这样弥补的：有相当一部分靠吃固定资产老本来解决。因为我国尚未建立固定资产价值重置制度，摊入成本的折旧金明显偏低，不足于补偿固定资产的更新，但其差额却以利润形式进入国民收入而被分配。有一部分靠动用结存外汇和扩大举借内外债解决。到１９８７年底，我国结存外汇比１９８４年８月减少了近１００亿美元，内债余额高达３８９亿元，１年期以上外债余额也有１６７亿美元，而且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内外债将进入偿债高峰。更重要的是大量增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和信贷差额。我国自１９８４年以来在内外债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累计赤字为１７３亿元，主要依靠向银行透支。这几年货币超经济发行相当严重，每年货币量的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约９～３５个百分点，１９８７年底货币流通量已达１４５４亿元，比１９８３年增加９２５亿元，即增加１７４％，相当于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增加量３１７亿元的２.９１倍。当然为了发展经济，适当举债是必要的；社会生产以更大的广度和深度向商品化发展，城乡居民手持现金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流通中的货币也应多增加一点。但是货币发行超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多，必然引起物价普遍上升。１９８５年由于有计划的调价，社会另售物价指数为８.８％；１９８６年经过控制需求，下降到６％，１９８７年没有大的改革措施出台，但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又反弹到７.３％，职工生活费指数达８.８％，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物价上涨高峰年。据有关方面分析，其中８０％是在市场票子过多的情况下，受供求规律调节而发生的。

　  （二）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结构失衡问题重新突出起来。

　 首先农业再度成为国民经济中严重的薄弱环节。虽然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对发展粮棉生产采取了不少措施。产量有所回升，但仍未达到１９８４年水平。油料产量陷于徘徊不前的境地，肉禽蛋的生产曾因价格放开，生产一度增长较快，终因粮食供应紧张，议价粮价格上涨过快，难于稳定增长。因此这几年整个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４.２％，其中种植业平均每年增１.４％。而同期工业持续高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长１６.９％，使工农业之间的结构矛盾重新加剧。必须指出的是，这几年人口急剧膨胀，更加重了农业的困难。“六五”后期我国人口增长率逐步降低，１９８４年只１０.８‰，但随着生育高峰的到来，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基层政权对计划生育的控制能力减弱，自然增长率重又恢复到14‰以上，１９８７年人均粮食由１９８４年的３９５.５公斤下降到３７６公斤，人均棉花由１９８４年６.１公斤下降到４公斤上下。在人民生活要求已经提高、加工工业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为弥补农产品供应的不足，除挖库存外，不得不依靠进口。从１９８７年起，我国粮食再次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棉花和油料库存下降。过去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的粮棉油问题，再度成为群众关心的热门话题。为了稳定人民生活，许多大中城市恢复了对猪肉、鸡蛋、食糖等限量凭证供应，并且增加了物价补贴。北京市１９８７年物价补贴超过２５亿元，相当于全市留成收入的一半。

　  其次，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加剧。由于工业高速发展，这几年我国交通运输尽管努力挖潜，提高运输效率，超额完成了计划，但与客货运增长的需求比仍严重不足，以致铁路长期超负荷运转和带病运转，给安全运行投下巨大的阴影。我国煤炭工业由于群采和地方矿产量增幅减缓，这两年只增长３%～４％，电力增长较快，年均增长１０％左右；原材料工业这几年发展速度也是不慢的，年均增长９％以上。但是由于轻纺和机电等加工工业超常增长，年均增１４％左右，乡镇工业更快，平均年增３９.４％，因而能源和原材料仍然严重短缺，供不应求，价格猛涨。

　  （三）市场秩序在通货膨胀中更趋紊乱。

　  自放开市场以来流通秩序混乱一直严重存在。尽管这两年政府也曾三令五申不准公职人员经商，清理整顿了一批官办公司。但是通货膨胀、价格暴涨的市场环境和双轨价格范围的扩大，促使各类公司进一步泛滥，中转环节继续增加。一些党政军举办的公司凭借行政权力，倒卖紧销商品，谋取价格双轨制，在通货膨胀下的巨大差价，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由消费品扩大到生产资料，由国内流通扩大到对外贸易。集市贸易中欺骗假冒屡禁不止，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偷税漏税等现象也较严重。同时，由于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不稳定，而农业生产又增长缓慢，农副产品供应短缺，内外贸争夺货源加剧。出于各自的利益，这两年连续发生一些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供销社盲目抬价抢购农产品的各种收购大战，如“苎麻大战”、“蚕茧大战”、“羊毛大战”等，有的地区为此采取不正当措施封锁本地资源。虽然国务院为此曾专门发文，严禁各地抬价收购农产品，但实际经济生活中却屡禁不止，不仅给农副产品收购造成很大混乱，而且农民在错误的价格讯号下盲目种植，引起很大浪费。更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的是，经济领域中的混乱，已成为各种社会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温床。

　  （四）收入悬殊开始显现，部分居民因物价连年上涨，实际生活下降。

　  在我国，“大锅饭”、“铁饭碗”的影响是很深的，贯彻按劳分配遇到很大阻力，也存在一些实际困难，所以这两年攀比风盛行，不少企业亏损，仍然滥发奖金。另一方面收入过分悬殊问题也开始显现。城乡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依靠诚实劳动、正当经营成为“十万元户”、“百万元户”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但其中有的所以致富，手段并不正当，特别是各种“官倒”、“私倒”利用特权攫取暴利，引起群众很大反感。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物价连年上涨，广大依靠工资收入的职工和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户中，实际收入没有增加或下降的人数逐年增多。据抽样调查，农村１９８７年低于平均收入的农户占５６％，有８.２％的农户人均收入在２００元以下。城镇居民中实际收入没有增加或者下降的家庭的比重，１９８６年约有２０％，１９８７年扩大为４６％（其中收入下降的为２０％）。而且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部分职工。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是知识分子集中的领域，因而部分职工收入下降，实际上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的经济微调未能按“七五”计划要求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直接原因是政府对经济工作的具体指导有失误，即执行调整的政策不坚决、不一贯。而国民经济所以继续困难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则是新旧体制交替并存，社会经济运行中双重规则不断产生着摩擦与碰撞。因为这几年需求所以不断膨胀，一方面与旧体制下固有的投资膨胀机制并未破除有关，另一方面新的约束机制尚未建立，随着地方行政性分权的发展，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又为投资膨胀注入了新的原动力，而且直接激发了消费需求的膨胀，形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局面，使通货膨胀更为严重。同样，供给不足，也有深刻的体制原因。我国农村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是改革中最成功的，但是这种以平均分配稀缺的土地资源为特点的改革，增产潜力有限，不可能长盛不衰。因为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土地经营规模过分细小，也不利于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所以要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问题，既要从政策上坚持宏观总量上的平衡，并从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的现状出发，调整经济结构，消除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更必须深化改革，从根本上保证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由于急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当时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也出现了另外两种思潮。一种思潮把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归罪于改革，归罪于发展了商品经济，企图重新回到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另一种思潮二则认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固有弊端的反映，无法通过对具体制度环节的改革和完善来解决，主张全盘西化。1986年12月北京、合肥等地发生学生游行，就是因为极少数激进学生接受了这种全盘西化的观点。

　  邓小平在十三大前对上述两种倾向明确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早在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就专门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指出“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要求六中全会决议明确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2月发生学生游行，他对当时中央和地方领导层存在的放任态度进行了严肃批评。1987年2月6日在酝酿起草十三大报告时，他明确提出“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明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同时也提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