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是全党摆脱长期“左”的错误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经济开始改革开放、走向新的振兴的起点。但是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完成需要一个过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更是一个复杂和艰巨的历史任务。三中全会以后经过理论上的反复探讨，对历史的实事求是反思和经济调整改革的具体实践，通过１９７９年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党的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及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讨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才逐步摆脱脱离国情、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左”的错误，初步找到了一条从中国国情出发，速度不那么高，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多的新路子。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这段时间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基本总结，宣告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已经得到根本性转变。

　  这段时间有关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

　  １.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从政治上牢牢地把握住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发展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我当纠正和清理“左”的错误的同时，也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极少数人歪曲解放思想的口号，利用毛泽东晚年错误，同西方国家所谓“非毛化”、“非社会主义化”的社会思潮相呼应，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早在１９７９年３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重要讲话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科学地界定了“解放思想”的内涵，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且重申了民主与集中不可偏废的原则，批判了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倾向。以后党中央一再重申四个坚持的观点，并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据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路线后来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２.重新认识我国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确定现代化建设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具体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对国情的认识是不够清醒的，所以忽视我国的基本国情是长期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和生产关系变革中急于过渡的根源。陈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多次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弄清国情，这是关键问题。在１９７９年３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国家是一个９亿多人口的大国，８０％的人口是农民。不能让他们（农民）喘不过气来。革命胜利30年了，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受中央和国务院委托所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人口多，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要改善；资金少，劳力多，与搞现代化有矛盾。我们只能在这样的矛盾中来搞四化，这就是现实情况，是我们规划蓝图时必须考虑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９月２９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３０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对我国国情的分析进一步发展为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认识。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同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社会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所以我们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１９８１年６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须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

　  由于对国情有了上述认识，因而《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关于今后我国发展的道路和目标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具体说，到本世纪末要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３.从国情出发，调整经济发展的路子。

　  ５０年代末以来片面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增长，急于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由以下发展方针支持的。产业发展方面，在工业化初期就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甚至提出以钢为纲，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强调生产制造，忽视流通服务，对科技教育不重视。在发展方式上，坚持高积累，过分紧缩人民消费，主要依靠资金、人力投入，扩大基本建设，在经济不很发达的地区建设新企业；强调自力更生，忽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在分配政策方面，其结果是，表面上生产的增长速度并不算慢，但是真正创造的财富很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走了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高积累低效益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关于综合平衡、农轻重关系、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益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领导层坐下来结合国民经济调整和长期规划得编制认真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我国新的经济发展之路逐步明朗。早在１９７９年３、４月间和９月，陈云就对发展速度、增长方式发表过很多精辟的见解。他说：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够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按比例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农轻重排列法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我们国家，先进企业、落后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就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要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他说，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大项目外，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或者填平补齐，或者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邓小平尖锐地批判了过去经济发展中过分突出重点、影响按比例发展的倾向，指出：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是决定于钢；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于推动全党摆脱一切新老框框的束缚，探索我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领域矛盾的进一步暴露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反思建国以后的发展思路，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的重大课题。

邓小平在1979年1月6日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等人谈话时，就谈到他的想法：经济建设方针要作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1985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6000万吨，工业内部投资重点要放在电、煤、石油、交通、建材等方面，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先积累资金，然后搞那些重工业项目，这样能增加就业机会，对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更不会发生偿还不起外债的问题。[1]

　　经过反复酝酿，最终形成党和政府指导经济工作的方针，它集中反映在１９７９年４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１９８１年赵紫阳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报告中。包括：（１）今后要走一条速度不那么快，但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多的路子；（２）从我国９亿人口中有８亿农民这个基本特点出发，安排好工业同农业的关系；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３）根据财力的可能，分别轻重缓急实现现代化。先进技术的采用，只能考虑那些对提高国力和加强国防具有关键作用的项目，要使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的生产以至各式各样的手工劳动都得到发展，充分调动我国人力资源，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４）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分批进行整顿和联合改组，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逐年建设一些必要的项目，但基本建设的规模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决不能超过农业这个基础所能负担的限度。（５）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６）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７）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８）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

　  ４.在加深对原有经济体制弊端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充实改革的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界和理论界讨论得最热烈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关于价值规律以及其他经济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与特点问题，关于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问题，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对我国管理体制的评论及改革方向问题，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等，当时都曾广泛地进行过讨论。由此，对我国经济体制存在弊病的认识，也由管理权力过分集中、分配平均主义，扩展到所有制过分单一、忽视商品关系和市场的作用。对改革的设想，尽管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对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观点没有确立起来，因而尚未触动现行体制的基本结构，但内容已大大充实。这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挥了核心作用，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分为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的观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和要在经济政策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的观点，构筑了当时改革的框架。系统的改革构想主要反映在１９７９年４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和《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内容包括：（１）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２）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规定价格、统一进行分配。其他产品由企业根据市场的供求情况自行确定。（３）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改变国有企业附属于行政机构的不正常局面，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适当扩大地方的权力。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勤劳致富，生活先好起来。（４）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流通制度上要改变统购统销、统购包销方式。

　　由于改革是新事物，所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８０年代初农村改革正是根据这一精神率先进行的。

　  由上可见，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建设新道路前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是一个包括经济建设道路的不断探索总结、经济战略和经济体制逐步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变、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相互促进又有制约的既生气蓬勃、又复杂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