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失败所导致的经济困难和饥荒，给60年代初期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罩上了一层阴影。在生活消费品短缺和公有制的条件下，社会的激励机制自然就容易转向以精神激励为主。相对于国有企业职工来说，既然不能提倡物质刺激、又无法采取解雇或降低工资的惩罚措施，鼓励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就自然成为重要激励办法。而此时，大庆油田恰恰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

　  大庆油田位于黑龙江省松嫩平原上，它是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技术、设备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的条件下，用很短时间里建成的世界特大油田之一。

　  旧中国从1907年开始找油算起，到1949年，前后花了40多年的时间，只建成了甘肃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3个小油田和四川圣灯山石油沟两个气田，以及辽宁两个页岩油厂，年产原油只有12万吨，国内消费的石油主要靠国外进口。

　  建国以后，新中国政府花大力气寻找油田，到1957年，共发现了新疆克拉玛依和玉门、青海冷湖等油田，全国原油产量提高到145.7万吨，比1950年增加6.3倍。尽管如此，但是产量仍然太少，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以来进口的局面并没有改变。

　  从1955年起，有关部门开始对松辽盆地进行地质调查，1957年开始进行地质钻探，1958年在盆地陆相沉积岩中找到了含油砂层，1959年9月26日，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今大庆市的一个区)松基3号井喷出工业油流，发现了松辽盆地上的第一块油田——高台子油田。时值我国建国10年“大庆”，因此将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随后，经过扩大勘探，又在葡萄花构造上钻获工业油流，基本探明了葡萄花油田，从而为开展油田大会战奠定了基础。

　　 1960年2月，石油工业部党组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大庆地区从1959年9月26日打的第一口探井出油后，又连续打了22口探井，已探明了一块200平方公里储油面积的大油田，初步估算，可采储量在1亿吨以上。从地质资料来看，整个大庆地区是一个很大的适于储油的构造地带，面积达2000余平方公里，其远景是相当可观的。为了用最快的速度在大庆地区探明更大的油田面积和更多的新油田，为了在已探明的储量内打出一批生产试验井，石油部党组提出：在大庆地区“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上述报告，决定集中力量在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和开发大会战。并决定从当年的退伍军人中动员3万人参加大会战。3月份，国务院召开了有关部门和东北协作区参加的会议，部署支援会战工作。国务院各部委，除了石油部、地质部理所当然抽调队伍积极参加会战外，农垦部、机械部、冶金部、电力部、建工部、铁道部、林业部、商业部等都对会战给予了大力支持。石油部陆续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37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了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几千名科技人员和上万名职工参加大会战。

　  会战初期，全国有500多家工厂为大庆生产机电产品和设备，有200多个科研、设计单位和企业在技术上给以支援，总计有4万多人集中到松嫩平原上这个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会战的第一年，在北部的高产地带打了一场规模很大、条件十分艰苦的勘探战役。当时50多部钻机一齐上阵，打井339口，证实了大庆长垣各构造连片大面积含油，中心高产区面积在500平方公里以上，基本探明了全部油田面积并大体计算出了储油量。与此同时，还开辟了生产试验区，当年就生产原油97万吨。会战的第二年，即1961年，又解决了一大批重大的科技问题，又经过1962年和1963年的扩大开发，基本建成了这个大油田。到1963年底，大庆油田已累计打井1178口，建成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当年生产原油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3%。从1960年到1963年，国家对大庆油田共投资7.1亿元；而同期大庆则上缴利润9.44亿元、折旧1.16亿元，合计10.6亿元，投资回报如此之快之高，在世界石油开采中也是少有的。另外，大庆油田在没有外国专家参与的情况下，其技术和管理水平也达到了很高水平。例如：1202钻井队的打井速度超过了苏联的功勋钻井队；油井合格率达到99.6%，岩芯收获率达到95.6%，而据苏联教科书上讲，后者达到45%就是好的，苏联杜依玛兹油田1960年只达到30.5%；已经建成验收的输油、输气、输水管线几百公里，有十几万个焊口，一次试压的结果，不漏油、不漏气、不漏水的达到99.92%；解决了水力皮球式多级封隔器等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个重大技术难题。

　  大庆油田的建成，对中国大陆实现石油基本自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到1963年，我国原油产量已达到648万吨，占国内石油消费总量的71.5%；到1965年，原油产量则达到1131.5万吨，使国内消费的原油以及石油产品实现全部自给。

　  大庆油田的建成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大力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尤其是会战中提出的“先生产后生活”无私奉献口号，“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决心，以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工作态度，都是60年代经济建设面临重重困难而迫切需要的精神状态。

　  另外，大庆油田职工说自己是靠“两论”(即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起家，提出“十不”：“第一，不讲条件，就是说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创造条件上。第二，不讲时间。特别是工作紧张时，大家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第三，不讲报酬。他们说是为革命，而不是为个人物质报酬而劳动。第四，不分级别，有工作大家一起干。第五，不讲职务高低，不管是局长、队长都一齐来。第六，不分你我，互相支援。第七，不分南北东西，就是不分玉门来的，四川来的，新疆来的，为了会战，大家一齐上。第八，不管有无命令，只要是该干的活抢着就干。第九，不分部门，大家同心协力干。第十，不分男女老少，能干就干，什么需要就干什么。”[1]这些都非常符合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企业精神超越资本主义企业的优越性。

　  大庆职工还总结出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工作作风，“三老”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就是：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则是：黑夜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工作一个样，领导在场和领导不在场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工作一个样。这些对于缺乏有效监督和激励机制的国营企业职工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道德约束。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做参考。”[2]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向大庆学习的号召。

　  随着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认识的不断升级，企业学习大庆运动开始过分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并将其与追求物质利益对立起来。1966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鞍山钢铁公司学习大庆、从落后企业转变为先进企业的长篇通讯，同时发表了社论《有革命化的队伍，才有革命化的企业》。社论说：“依靠物质刺激还是依靠政治思想工作来发展生产，这是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由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大庆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绩，能够正确地体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正是由于他们抓住了符合我们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规律。”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全国都能有大庆》。社论说：“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各地区、各企业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各地区、各企业又必须牢牢抓住一个共同点。这就是突出政治。毛泽东同志说：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突出政治，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