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把1958年钢的生产指标提高到1070万吨（即在1957年的53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以后，“大炼钢铁”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时已经过去8个月，全国只生产出钢400万吨，要在剩下的4个月内生产670万吨钢，是根本完不成的。一是时间短，任务重；二是当时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差，满足不了钢产量计划指标提高一倍的要求。钢铁企业即使一再加紧生产，所能增加的数量也有限。新布置的设备虽然可以增加一部分产量，但大部分当年不能投入生产。例如，鞍钢在1951～1957年的基本建设项目都在10个月以上。而且需要较多投资，每一立方米高炉容量的投资额都在1万元以上（参见表7—2）。不管是时间上还是建设成本上，按照原有的建设思路已经很难完成生产任务。

　　表7-2　　　　　　　  鞍钢、本钢高炉建设情况[1]

　　单位：生产能力：万吨/年/高炉容积M3；投资额：万元

　　对于钢铁产量的高指标，毛泽东本人也担心能否完成，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借用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提醒参加会议的同志。但为了实现这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毛泽东决心借助政治动员来推动钢铁产量的飞跃。8月16日，毛泽东发出书记挂帅，全民全党搞钢铁的号召。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中共中央还先后4次召开电话会议催促。

　　1958年9月5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缺少，就是少一斤也不行。同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电话会议，进一步提出，从省、地、县到乡，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生产现场、日夜不停地指挥作战。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是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基本手段，也是建国初期我国捷报频传的主要法宝。到9月底，毛泽东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要求工业战线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落实毛泽东的上述要求，《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等社论，这为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作了舆论准备。

　　为完成超出客观条件的生产任务，借助技术、资本要求比较低的“小土炉”来进行强制性生产替代成为当时“大炼钢铁”的主要手段。当时认为，建设一座13 m3洋高炉，在“大跃进”前，其投资额可建23座3 m3土高炉或40座1.5 m3土高炉，在“大跃进”后，其投资额也可建设8座3 m3土高炉或15座1.5 m3土高炉（吉林市江南钢铁厂建成的一座13 m3洋高炉，其实际投资额可建设9座3 m3土高炉或68座1.5 m3土高炉）。从产量上来看，一天内，一座13 m3洋高炉仅出铁8—13吨，而按照上述建炉比例计算的3 m3土高炉其日产量分别为10吨、46吨、78吨；1.5 m3土高炉日产量分别为22.5吨、60吨、102吨。而且小高炉建设速度也是很快完成按正常情况计算，建成一座13 m3洋高炉的时间可建6座3 m3或7座1.5 m3土高炉。设备很简单，群众一般也是“小土炉”作为完成钢铁任务手段的主要原因。土高炉可以不用鼓风机、卷扬机、热气管道系统、除尘器、斜梯、料斗、料钟、水套、水渣池以及煤气等设备，因而在建炉、生产上操作简单，易于掌握。土高炉可用废物、废料制成，便于发动群众和利用代用材料，可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易于推广。[2]

　　在1070万吨钢铁生产任务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小土炉”建立起来。从3立方米、8立方米、13立方米、28立方米到55立方米，到处都在抢建（当年约建6万座）。

　　根据《河南日报》刊登的《河南省钢铁工业发展进度统计表》记载，1958年1月l日至8月5日河南全省建成的炼铁炉共有7，422个，炼钢炉376个；8月15日炼铁炉为14，333个，炼钢炉1，263个;8月20日炼铁炉22，099个，炼钢炉1，499个。9月底投入生产的各种炉子就有12万多座，10月25日己高达20万多座，而且还有备用炉十几万座。到10月底则建成各种炼铁炉53.8万多座，炼钢炉80，100多座。[3]

　　福建省至1958年9月底，各种小土炉猛增到17215座。[4]到了10月4日，全省已建各式各样炼铁炉20800多座，比9月中旬增加17000多座。[5]在11月下旬组织的第4次钢铁战役中，各地群众建立的土高炉、喇叭炉、小小炉更是达到了25万座之多。[6]

　　而西安一个市在1958年11月份就已建立起土炉3，413个，建成炼钢转炉和电炉153个。[7]在“大跃进”狂热的氛围下，河北涿鹿县果林公社第一炼铁厂工人有诗云：“一号炉，是好汉，快马加鞭赶鞍山。 鞍钢全国第一厂，高炉与它肩并肩。”[8]

　　一些钢铁厂为了完成钢铁产量，也抢建了一批“小洋群”的炼铁、炼钢设备。如鞍钢在樱桃园、弓长岭矿区建了一批100立方米的小高炉，在灵山建了一座小型转炉炼钢厂。太钢、武钢、包钢等大企业也仓促搞起来一批“小洋群”。[9]

　　1958年9月份全国直接参加炼钢人数达到5000多万，已建成的小土高炉激增到60万座；到10月底，全国直接参加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000万，加上其它战线直接间接支援的人数，大约有1亿人左右。[10]

　　在“大跃进”狂热的气氛下，有的炉子用耐火砖砌成，有的则在山坡或路旁挖洞成炉，有的地方竟就地挖坑，倒入矿石、煤炭，点火炼铁。[11]工厂、公社、机关、学校、部队都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厂，小土焦炉到处都有。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口号下，甚至连小学生都参与炼钢。据《人民日报》报道，广东广雅中学红领巾钢铁冶金工厂是留校温习功课和因体弱而没有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夏收的几十名少先队员建立的。他们从筹备建厂到炼出钢来，只花了三天多时间，厂内从厂长、总工程师到工人都由少先队员担任。他们曾分头到一些采用土法炼钢成功的工厂、学校去学习技术，并到一些大工厂、高等学校借材料和用具，自己动手设计和建造了炼钢炉。在辅导员、小工厂厂长、总工程师的指挥下，终于炼出了第一炉中炭钢。[12]为完成生产任务，在“大跃进”狂热的气氛下，许多地方还将制成品拿去炼钢。例如山东省寿张县：李台人民公社仓上大队的许多社员把用不着的锅、刀、破铁锨、三撅、甚至桌子上的铁鼻全都卖给了国家。魏李氏老大娘把锅卖给供销社时说:“成立食堂啦谁还用得着这个?卖给国家就中大用，能给国家出一份力就心里舒坦。”光她一户就卖出破钢铁240多斤。这个大队还把20多辆大车上的铁瓦全启下来卖给国家。[13]

　　高指标逼出了瞎指挥，也逼出了浮夸风。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各地为了完成任务，就大造舆论，开展所谓大放“高产卫星”活动。河南鲁山县是钢铁战线上最早的高产卫星，据1958年9月3日《人民日报》报导，鲁山县已经建成1300多座炼铁炉，在8月28日那天创日产生铁1068万吨的记录。[14]该县8月上旬定下放“卫星”的计划后，动用了近万台车辆和近4万劳力，用半个月时间突击采矿石备燃料，然后在28日那一天一齐投料点火集中出铁。[15]这种挤占其它工业，集中所有人力物力，为高产指标而生产的做法被树为典型。9月17日，河南省宣布仅9月15日一天，全省就生产生铁18693.92吨，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4396吨。中共中央确定，9月29日为放“卫星”日。这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和两个日产5千吨钢、一个日产4千吨钢的省。中共中央又确定，10月15日到21日为“钢铁生产高产周”。这样一来，钢铁“卫星”越放越大。《人民日报》宣称：在这一周内钢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10万多吨，生铁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37万多吨。

　　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1070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的标题下，报道：12月19日，全国已生产钢1073万吨，正式宣布提前完成钢产量翻番的任务。年末，则宣布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经过1958年的折腾，全国钢产量虽然在政治高压下超额实现了翻番的目标。但是其中“洋钢”产量仅为800万吨，仅比1957年增长49.5%。钢铁产量高指标的实现，相当一部分是依靠土法炼钢完成的。1957年全国土钢产量仅占0.2万吨，占全部钢产量的0.04%。而到了1958年一跃增至300多万吨。占1958年钢铁产量的27.8%，比1957年增长了153900%。1958年生铁产量由593.6万吨增至1396万吨，增长了130.6%。但其中“洋铁”产量仅为953万吨，增长60.5%。而土铁产量则由1957年的23.3万吨增至1958年的416万吨，占当年钢铁产量30.4，比1957年增长1685.4%。[16]

　　由于小高炉技术落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据国家统计局估计，1958年生产的1000多万吨土铁和烧结铁，仅多消耗的煤炭就约近4000万吨。[17]大型洋法生产的生铁成本当时每吨平均92.16元，国家统一规定生铁出场价格每吨为150元。在土铁生产成本远运超过这一水平的情况下，各省不得不制定大大高于国家统一价格的临时价格。各省的生产成本远高于国家规定的价格150元，即使按照省定临时价格的生铁价格还是远低于生产成本（参见下表7-3）。[18]

　　表7-3　　 1958年下半年部分省区土炉生产的生铁成本与省定临时价格情况[19]

　　单位：元/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