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建立长期资金市场的初步尝试。

　  建国前后，为了适应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发展基本方针的需要，为社会游资转入生产提供桥梁和渠道，政府有关部门曾经打算逐步建立长期资金市场。

　  早在1949年6月，为了吸引社会游资，减轻商品市场压力，同时使证券交易由黑市转入公开以便于政府控制和观察动向，天津市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为14种解放前发行上市的公司投票。1950年2月，北京市出于同样的考虑，又成立了全国第二家证券交易所。

　  京津两地证券交易所开业初期，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不稳，证券交易活跃，但是场内交易和实际竞争情况也反映出长期投资者少，套取现利者多。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后，由于市场趋于稳定，证券交易冷落。当时政府有关部门也估计到，如果没有新的股票或债券上市，证券交易不会走向活跃。1950年6月，中财委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座谈会指出：鉴于京津两市证券交易所投机大于投资，于吸引游资转入生产作用不大，决定除京津两个证券交易所续办观察外，其它城市暂时停办证券交易所。同时，座谈会则认为公私合营性质的投资公司是吸引游资，并使之按国家计划转入生产的较好方式，各地应按照分别组织、“由小到大，按步就班，稳步前进”的方针，试办投资公司。6月份召开的人民银行扩大行务会议，讨论了试办投资公司问题，同意上述意见，并将试办工作交由各地人民银行领导交通银行具体执行。同年8月召开的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关于举办投资公司、建立长期资金市场问题，公私代表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希望尽快施行。

　  1950年8月，北京兴业投资公司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投资公司。到1951年，天津市、武汉市、湖南省、南京市、广州市已建立投资公司、上海市也正积极筹建投资公司。上述投资公司都是公私合营性质，公股一般占25％左右，其余是面向社会招募的法人股和个人股。投资公司采取董监事会管理制度，国家对公司业务的指导与管理主要是通过公股董监事来实施的。为了保障投资人利益，工商部门和交通银行对公司章程进行严格审核。中财委提出各地投资公司的投资原则为：（1）私营工厂或公私合营工厂，其流通资金缺乏而经营合理者，始予投资；（2）投资信托公司之投资，得采取收购或代发公司债方式，收购或代发股票方式；（3）投资公司必须派员按照投资时所订契约，参加管理，保证契约的实施。上述原则一般都写入各投资公司的章程。

　  为了吸纳游资，投资公司章程一般都制定了保息办法。由于在开业初期，可能因所投放的事业收益不能确定，到决算时盈余不足偿付股息或竟无股息，因此在开业的头三年内，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公司得先行垫发股息，于获利年度，在盈余分配前，尽先归垫。

　  各地投资公司成立后，曾打算在条件成熟时将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形成二级市场，但是由于“五反”运动中京津两地证交所停业整顿，其后政府也不再提倡发展长期资金市场，此事遂搁置。

　　 (四) 国家对私营金融业的整顿和改造。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银行机构及业务的发展过程，也是私营金融业逐步接受改造的过程。在旧中国，由于国民党长期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和城市经济的畸型（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使旧中国私营金融业畸型繁荣，它身上存在着数量过多、以金融商业投机为主要业务和冗员多开支浩大三大弊病，这种状况是建国后新民主主义体制和政策不能允许的。各大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即着手对私营行庄进行整顿，通过增资验资、限制经营范围、查处违法行为等行政管理措施，淘汰了一批资力小、信用差的行庄，制止了私营金融业的金融投机。1950年统一财经后，随着物价趋于稳定和工商业的改组，使靠分取商业投机利润为主要收入的私营金融业陷入困境，不少私营行庄倒闭。到1950年6月，经过上述两次淘汰，私营行社已由解放时的1032家降为387家。

　  对于私营金融业，新中国政府根据“共同纲领”提出的“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的思想以及旧中国金融资本家操纵经济、在政治上也兴风作浪的教训，提出：长期以来，私人金融资本需要加以控制，部分削弱消灭，部分并入国家金融体系之内，银行国有仍较一般工商业为早，这是确定不移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不同的经济情况下，依据行庄作用的变化，采取不同的策略方式。在通货膨胀时期，采取较为直接急速的限制、削弱与部分消灭的策略。在通货稳定时期，在不妨害巩固与发展国家银行的优势的原则下，采取适当运用，加强领导的策略，使积极疏导深入管理团结指导与业务竞争相结合。行政管理与业务联系密切配合。　  在1952年“五反”运动前，国家对私营金融业基本上是采取上述方针政策的。“五反”运动以后，由于私营金融业信用大为降低，存款业务仅为“五反”前的一半，6月份国家银行降低利息并要求私营行庄看齐后，存款额又下降一半，不及“五反”运动前的四分之一，私营行庄普遍亏损、入不敷出。银行资本家怕长期赔本、坐吃山空，并鉴于公私合营银行业务扩展，迫切要求大联营，由国家直接领导。针对这种情况，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着手对私营金融业实行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资产能抵负债的私营行庄取消原名号，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1952年12月，在北京立了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原有的私营行庄则作为其分支机构，金融资本家交出“三权”（经营权、财务权、人事权），按年息5厘拿固定股息。经过改造，除了华侨商业银行，东亚银行、中兴银行3家侨资银行仍然保留和继续营业外，其他私营行庄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