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易近人，谦和仁厚的长者风度

　　鲁迅有诗句云：“无情未必真豪杰”。陈云的人格魅力，表现为如上的“刚”，也表现为如下的“柔”。刚柔相济，铸成了陈云完美的人格魅力。

　　陈云虽然位高权重，却平易近人，从无轻视或傲视他人之处。他一向与人为善，以诚相待，总是把自己放在众人之中，同他们平等交流，使人如沐春风，心暖意融。他性格内向深沉，严肃冷峻，却热情细心，善解人意，关爱他人，体贴入微。这种谦和仁厚的长者风度，集中表现在他的爱情、亲情和友情。

　　1939年5月21日，陈云致信远在英国伦敦的内兄、语言学家于道泉，向他和盘托出自己的家世、学历和婚姻：“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五岁时父母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毕业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七年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即于若木——引者注）认识，于客岁三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三十五岁。”上述朴实坦诚的话语，反映出陈云水晶般透明的内心世界和为人的光明磊落。正是“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的爱情观，使他同于若木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这从于若木致于道泉的信可以得到证明：“我和他（即陈云——引者注）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天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陕北公学——引者注）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十四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16]也正是“政治与性情”的一致，弥补了他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不同而造成的差异，使二人患难与共，相濡以沫，长达半个多世纪。

　　陈云是一位慈祥可亲的父亲，深爱自己的每一个子女。但是，他对子女从不溺爱，从不以权为子女谋取任何私利。相反，倒经常教诲他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据陈伟华回忆：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师范学校招生困难。父亲了解这些情况后，专门为此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我‘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恰巧我也难舍三尺讲台，留恋师生情意，还想回到教学第一线，这样，我于1985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后改名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17]

　　原农垦部部长助理兼党委书记刘培植，同陈云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朋友关系，从延安到东北再到北京，一直在陈云的领导和教诲下工作。1957年，刘培植因为抵制反右斗争扩大化，被错划为极右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送往农场劳动改造。1962年夏，他带着申诉材料找陈云反映情况，陈云热情地接待了他。但是，由于陈云当时主张农村“包产到户”遭到指责，政治处境艰难，对他不便多说什么，只是强调困难都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度过难关”。据刘后来回忆：陈云一直把他的遭遇记在心上。“粉碎‘四人帮’后，我才得知，陈云同志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工作，仅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情况下，就向中央常委批转了我的申诉信，并为此亲自给叶剑英同志打了电话。1978年9月，我的问题平反后，我前去看望德高望重为全党同志所敬爱的陈云同志。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解决了没有？’我说解决了，他俯下身连说‘好、好、好’三个字。当他抬起头时，我见他眼眶充满了泪水，我也感动得热泪盈眶。”[18]陈云的泪水，是对老而弥笃的友情的真实流露。

　　陈云作为革命年代出生入死的幸存者，时刻都在怀念以身殉国的战友。出于对革命烈士的慰藉和对革命后代的关爱，他在延安时期，就主动承担抚养烈士遗孤的责任。每逢周末，他都把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接到自己居住的窑洞团聚，给他们以亲情和温暖，叮嘱他们：“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伯伯。”一次，中共早期党员、原中央军委秘书长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刘虎生，放学回到陈云家全身发烧，瘫倒在地。陈云赶忙找医生诊治，经检查是急性败血症。于是，陈云又找担架将他送往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陈云不仅把组织上照顾他的营养品全部送给虎生，而且还派自己的勤务员去医院护理虎生。虎生对此极为感动，病愈对人说：“我的命是疼我爱我的陈伯伯和医生护士们给的。我虽失去了父母，可我得到胜似父母的关怀和照料。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幸福的。”在陈云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虎生在延安读完小学、中学和军政大学，后来又和其他烈士子女一道被选送苏联深造。离开延安前，陈云把伴随自己多年、连亲生儿女都舍不得给的瑞士怀表送给虎生，勉励他出国努力学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19]

　　星移斗转。几十年后，那些烈士遗孤都已人过中年，且事业有成。即使如此，陈云仍像当年一样，继续关注他们成长。1983年春节，陈云邀请烈士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等人的子女到他的住处聚会。其中就有刘虎生。陈云一往情深地对他们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所以，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看到你们的健康成长，非常高兴。[20]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陈云接到战友陆铨的儿子陆恺悌来信，他很快就写了回信，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陆家三代人的深情厚谊。

　　他带着爱意和歉意对晚辈陆恺悌说：“十八年不见你，看你的来信，文字已写得很清通了，我很高兴。从个人方面说，我与你父亲都顾不上子弟的入学和生活，没有尽到父兄的责任。但是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陈云文选》第3卷注：即陈云表弟廖霓云）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对陆家的前辈则满怀敬意和谢意说：“你祖父和祖母是最使我感动不忘的。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亲和吴志喜同志（当年冬被残杀了）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吃在你们家里。失败后，你们全家逃到上海，仍旧是你祖父行医来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我们仍吃在你们家里。你祖父是很有气节的，他深信革命会胜利，处在困难之中毫无怨言和后悔，真正难得。” [21]

　　无须更多的举例，仅凭上述几则平凡的往事，陈云谦和仁厚、慈祥可亲的长者风度，就已清晰地定格在人们的心目中。

　　概括全篇，用中国古代两个成语“桃李无言，下自成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表述陈云的人格魅力并结束本文，该是最恰当不过了。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