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为了改变国民党政府留下“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形象,早在共和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了新中国将要实行的将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政府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政府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稿时写道:“凡属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对待,但应予以切实保护。”[33]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说要先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清除其在华的各种残余势力。2 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幽默地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个家庭,屋子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屋子,从内到外,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子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34]
“一边倒”,就是要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明确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6月30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强调:“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35]
上述外交方针,得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确认,相当于宪法的《共同纲领》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持久和平。”
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指引下,新中国在开国的最初三个月就同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南斯拉夫、缅甸两国则表示愿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与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同时,新中国努力争取恢复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11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业已获得决定性的全国胜利,国民党残余政府业已基本灭亡,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不复再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否认出席联合国大会之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的合法地位,认为他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组织中发言。[36]
另外,新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协助国际工会联合会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成功地组织和召开了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和亚洲妇女代表大会,为增进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增进亚洲妇女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与世界持久和平做出了贡献。
在开国奠基的1949年,新中国诞生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却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文化,从内政到外交,以全新的力量和形象开始实践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出的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37]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9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第194、196页。
[6]《毛泽东军事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591—592页。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10]《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343—344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15]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740—741、752页。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17]《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 页。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30页。
[2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8页。
[21]《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348页;《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2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9— 70页。
[25]《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3页。
[26]《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8—81页。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第836、775、731、726、673页
[2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第46—47、145—147页。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第704、815—816页。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第586页;《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第435、632、533、824页。
[3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35]《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62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2—1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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