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经济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22]为了完成这项任务，5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决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及其下属工作机构，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大行政区及各省、各大城市也相应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或政府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自上而下领导全国经济工作。[23]10月21日，“中财委”又与华北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全国恢复和发展经济。

　　面对旧中国留下的一副千疮百孔的经济烂摊子，新中国的经济工作，在城市，当务之急是没收官僚资本，即没收国民党政府掌握的国家垄断资本（包括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华企业）和大官僚分子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这是掌握经济命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国营经济的前提。因此，毛泽东和朱德于4 月25日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24]这项规定，后来为《共同纲领》所确认。

　　没收官僚资本，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进行。1949年初，基本上接管了长江以北的官僚资本企业。年底，又接管了长江以南除台湾省的全部官僚资本企业。其中，金融业有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金库）系统，以及省市地方2400多家银行，还有官商合办银行的官股；工矿企业有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生产的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垄断国家各系统生产的企业，以及四大家族（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和省市地方官僚经营的企业共2858家；交通运输业有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属全部资产，内含铁路2．18万公里，机车约4000台，客车约4000辆，货车约4．6万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工厂约30家，各种船舶约20万吨；商业有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蚕丝等10多家垄断性贸易公司。[25]

　　在农村，要对封建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解放农业生产力，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为工业化开辟道路的关键。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指导华北、东北以及山东、陕西、河南等地的土地改革。1947年10月，又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推动老解放区（1947年夏解放战争转入反攻之前解放的地区）的土地改革深入开展。到1949年9月末，全国已有1．6亿人口的老解放区实现了土地改革，占农业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还有待解放区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的农民急需分得土地。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必须在华东、中南、西南等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但当时条件尚不成熟，需要先发动农民建立农会组织，进行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为进行土地改革创造条件。于是，从1949年冬开始，在约有2600万农业人口的华北地区城市郊区和河南、陕西部分农村进行试点，为修订土地改革法和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积累经验。

　　要恢复和发展经济，必须先稳定经济秩序，防止物价上涨和市场混乱。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物价涨幅极其猛烈；加上连年战争，交通运输严重破坏，城乡物资交流不畅；还有为支付解放战争的庞大军费开支，超额发行货币，造成财政赤字。投机资本的代理人便利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财政经济困难兴风作浪。“银元之战”是第一次较量。尽管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后，每解放一座城市，军管会都明令宣布人民币是惟一合法的货币，禁止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和金条、银元、外币等流通并由人民银行限期收兑。但是，投机资本家竟处心极虑地抵制人民币占领市场。针对上海银元贩子扰乱金融市场，军管会原想用经济手段加以制服，于6月6日在一个城区市场抛出一万银元与之抗衡，但黑市银元价格丝毫没有回落，物价仍然猛涨。军管会只好改用政治手段，于6月10日出动军警一举封闭了银元投机中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拘捕了严重违法的投机者。武汉、广州等城市也照此办理，迅即平息了银元风潮。

　　与此同时，投机资本家把手伸向粮食、纱布等生活必需品，囤积捣卖，哄抬物价，在4月、7月和10月，从北向南刮起三次涨价风。其中，以10月的规模最大。这次涨价风先从天津、上海刮起，迅速波及华中、西北。天津从粮食开始，上海、武汉则从纱布开始。于是，发生了以上海为主战场、“粮布之战”的第二次较量。在“中财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地依靠国营经济统一行动：一面调运和集中粮食和棉布，选择物价高峰之日抛出，迫使物价迅速下跌；一面紧缩银根，整顿税收，加强折实存款，迫使投机资本家入不敷出，倾家荡产。经过这番经济实力物较量，物价从11月25日起趋于稳定。“粮布之战”的胜利，证明新生的人民政权具有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能力。正如上海一位颇有影响的资本家事后所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26]

　　按照“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方针，对于百废待兴的经济，必须采取措施尽快治理。从新中国建立到年底，虽然不足百日，政务院各部门却争分夺秒筹划生产，重工业部召开全国钢铁会议、燃料工业部召开全国煤矿会议、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会议、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会议、财政部召开全国盐务会议，贸易部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邮电部召开全国邮政会议、交通部召开全国航务公路会议等，检查1949年的生产进度和部署1950年的生产任务。由于解放战争和经济恢复双管齐下，1949年的生产建设取得了初步成就。如全国铁路修复线路8278公里，修复桥梁2117座。主要干线基本修复并连成网络，通车21810公里。京沪、京汉、京满（洲里）、京青（岛）、京太（原）、京包（头）、粤汉、西（安）徐（州）等线直达列车的开通，把首都和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使前方和后方、城市和乡村成为一个整体。长江水运自上海至重庆全线通航。东北国营鹤岗、鸡西、蛟河、西安、阜新、通化、北票等七大煤矿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玉门油矿新开的第一号油井开始出产石油。鞍山钢铁公司第二高炉创生产新纪录，日产量超过日本统治时期的121﹪强。[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