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地建立和健全各级人民政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首先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机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具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双重性质，下辖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最高执行机关，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休会期间对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负责并报告工作。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内务部、外交部、情报总署、公安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贸易部、海关总署、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文化部、教育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卫生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40个部门。国务院联系、统一和指导上述各委、部、会、院、署、行及所属其他机关的相互关系，内部组织和一般工作，并领导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务院副总理以及各委、部、会、署、行负责人。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院扩大会议，宣布政务院成立，下属各部门开始有序运转。

　　其次，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对各个地区实行统一领导，采取中央集权与分区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将全国划为六大行政区。在华北、东北两大行政区设立人民政府，在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四大行政区设立军政委员会，作为政务院领导和监督地方政府的工作机关和地方最高政权机关。其中，华北人民政府于1948年8月成立，董必武任主席。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下令，结束华北人民政府工作，将其所辖五省（中原、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二市（北京、天津）改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领导。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政务院报请的人事任命：高岗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上述五个大区，东北人民政府领导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热河六省；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山东、浙江、福建、台湾四省和上海市，以及相当于省的苏北、苏南、皖北、皖南四个行署；中南行政委员会领导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云南、贵州、西康三省和相当于省的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行署以及昌都地区和西藏地方。1947年5月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由乌兰夫担任主席。会上，毛泽东就这一措施发表讲话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设立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这样一级有力量的地方机构，才能把事情办好。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决不可各自为政；但是统一和因地制宜必须结合，中央和地方的适当分工将有利而无害。[15]

　　再次，全面、系统地建立省（市）、县、乡（镇）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纲领》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6]新中国成立后，对新解放的地区先实施军事管制，时间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视各地情况而定。军事管制结束后，自上而下任命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成员，实现行政权力转移。

　　在这一过程中，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曾亲自发现并通过典型指导全国。10月13日，他收到上海附近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总结后，当即电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17]10月30日，他在批转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的报告》时指出：“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写得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并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负责人“认真研究一下”，“同时请你们用电报发给你们所属各市委省委区党委并转发到地委县委及一切中小城市的党委，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请你们注意总结你们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央，是为至盼。”[18]11月27日，他在给新解放地区中央局、分局和省委负责人的一个批示中强调：“你们必须把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其重要的工具”。[19]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成立常设机构各人民协商委员会），作为人民群众参政的过渡形式，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从最初由群众团体推荐或军管会、人民政府邀请发展为由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选举。同级人民政府的负责人也由上级政府任命变为人民代表选举。特别是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更加快了这种进程。到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全国已有25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地方、昌都地区、3个直辖市、2116个县和相当于县的行政单位、163个市、821个市辖区、22．0466万个乡，通过这种形式建立了政权。另外，还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了65个县级以上的自治机关。[20]

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在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上，朱德宣读《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也要求全军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21]当全国已解放的地区欢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将士正向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在两广纵队的配合下分三路进军：中路出湖南，通过衡（阳）宝（庆）战役，解放了湘南、湘西地区。东路入广东，10月6日解放粤北门户韶关，10月14日解放广州。在此前一天，国民党残余政权由广州逃往重庆。西路奔广西，11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又克钦州、北海、南宁。至此，广东、广西两省宣告全部解放。第三野战军继续进军福建，10月17日攻克厦门，除金门等少数岛屿外，解放了福建全省。第二野战军在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的配合下进军西南，突破贵州，进入川东，迂回川南，11月15日攻克贵阳。30日解放重庆。国民党残余政权在前一天由重庆逃往成都。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等，分别在昆明、雅安、彭县等地率部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第二野战军乘胜向川西挺进，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自川北南下，对成都周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形成包围之势。12月10日，国民党残余政权由成都逃往台湾。12月27日成都解放。至此，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解放。第一野战军沿河西走廊继续西进，于11月6日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宣告解放。至此，除西藏、台湾和海南岛、及沿海若干岛屿待解放外，中国大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真正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