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对古文字的考释，屡有创获。如《释祖妣》，他据甲骨文的象形，认定“祖”为男根，“妣”为女阴。强调“知祖妣为牡牝之初字，则祖宗崇祀及一切神道设教之古习亦可洞见其本源。盖上古之人本知母而不知父，则无论其父之母与父之父。然此有物焉可知其为人世之初祖者，则牝牡二器是也。故生殖神之崇拜，其事几与人类而俱来。”“古来凡神事之字大抵从示”，“盖示之初意本即生殖神之偶像”，“示乃牡神，亦有以牝为神者，其事当在祀牡之前。”[31]这样，从祖先崇拜探源入手，考证出生殖神的偶像与生殖器的关系，考证出“知母而不知父”的远古传说与以女性为中心的亚血族群婚制的关系，便为揭开原始社会的谜底提供了钥匙。又如《释臣宰》，他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考出“臣”字“像一竖目之形”。并解释说：“人首俯则目竖，所以‘像屈服之形’者，殆以此也。”又据金文“民”字“均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解释说：“周人初以敌囚为民时，乃盲其左目以为奴征。”“臣民字均用目形为之。臣目竖而民目横，臣目明而民目盲。”他从而得出结论：“要之，臣民均古之奴隶，宰亦犹臣。……揆其所以，盖民乃敌虏之顽强不服命者，即是忠于故族而不甘受异族统治者之遗顽，而臣或宰则其中之携贰者。古人即用其携贰者以宰治其同族，故虽同是罪隶而贵贱有分。……一部阶级统治史，于一二字即已透露其端倪”[32]。

　　深入研究了甲骨文和金文之后，郭沫若又运用这批真实可据的原始史料深入研究殷周社会，于1929年9月至11月，前后写出了《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在前一篇论文中，他强调：“得见甲骨文字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源泉”，“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33]经过对商代“社会基础”的渔猎、牧畜、农业、工艺、商贾等生产状况的考察，他得出结论：“商代的产业是由牧畜进展到农业的时期”。经过对商代的婚姻、氏族、财产、阶级等“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的考察，又得出结论：“殷代已到氏族社会的末期，一方面氏族制度尚饶有残余，而另一方面则阶级制度已逐渐抬头。”[34]在后一篇论文中，他先是指出：要真实地阐明中国古代社会还要仰仗“锄头考古学”，“目前有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便是历代已出土的殷、周彝器的研究”，“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材料，特别是那铭文，那所纪录的是当时社会的史实。”随后，他根据存世的二三千具以上的周代彝器，断定“周代是青铜时代”；又根据大量铭文断定周代的“庶人”、“民人”、“臣仆”等，都是作为“一种主要的财产”用以赏赐、买卖和抵债的奴隶，他们“来自俘虏”并“家传世袭”[35]。从而再次证明西周社会是奴隶制度，并反证其不是封建制度。

　　郭沫若撰写上述系列论文的终极目的，是以唯物史观为指针，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这种高屋建瓴的研究，是在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他确信：“社会的整个的建筑是砌成在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的方式生了变更，经济的基础也就发展到了更新的阶段。经济的基础发展到了更新的一个阶段，整个的社会也就必然地形成一个更新的关系，更新的组织。”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作了如下诠释：“他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纪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同时又说：“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36]

　　类似这样的结论，还见于他在1928年10月写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郭沫若撰写这篇论文时，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译本尚未问世，他为了把这部名著剔发出来的“古代社会的秘密——特别是由氏族社会转移到国家组织的变迁”[37]介绍给中国读者，先将“必须知道的准备知识”，即“社会发展的阶段一般”简略地叙述出来，然后“根据这个缩写，回头来看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序”[38]。经过考察和分析，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历史是在商代才开幕，商代的产业是以牧畜为本位，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公社社会。”西周因为发明铁器，“从牧畜社会的经济组织一变而为农业的黄金时代”；“一方面在族内使用着奴隶”，一方面去征服“四方八面都还是比较落后的牧畜民族”，“事实上它还是被四周的氏族社会的民族围绕着的比较早进步了的一个奴隶制的社会。”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的社会才由奴隶制逐渐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从那时候一直到最近百年，中国尽管在改朝换代，但是生产的方法没有发生过变革，所以社会的组织依然是旧态依然，沉滞了差不多将近二千年的光景。”[39]由于此文与前述四篇论文性质相近，郭沫若便将它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作为全书的《导论》。

　　无可讳言，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处女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并非白璧无瑕。例如，在研究方法上，“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40]。也就是说，他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却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或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所以他对商代社会发展水平估计过低，认为当时金石并用，牧畜发达，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套用古代希腊、罗马的社会模式，断定西周同样是“一个纯粹的奴隶制国家”，等等。在史料鉴别上，有时“没有把时代性划分清楚，因而便夹杂了许多错误而且混沌。”[41]例如，他将《尚书·盘庚》三篇视为氏族社会评议会的记录；据《诗经·大雅·公刘》中“取厉取锻”句判断西周发现铁器；又据金文中有关赐田的记载与文献资料中有关井田的记载不合而否定井田制度存在；等等。所有这些论断的失误和错误，郭沫若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都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作了实事求是的“自我批判”和“纠正”。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其不足之处，但它毕竟以其创造性的成就，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像何干之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指出的：郭沫若“是一个有天才的史家”，他的历史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划时代的贡献”。“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42]曾与郭沫若并肩从事革命文学运动的原创造社成员李初梨也指出：“他是首先用马列主义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个，他天才地一个一个地解开了那些古代的神秘的谜，为我们的理性开辟了一条通到古代人类社会的大道，不管它或许包含着一些缺点，甚至个别的错误，然而它的成果，毫无疑义地成为一切后来者研究的出发点。”[43]倘若从宏观的角度审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里程碑式的巨著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设计的崭新格局和开创的科学章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大大超过了作品本身。诚如郭沫若的挚友李一氓所说：“就我个人来说，我真正佩服的，是郭老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是他的中国历史分期意见，是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这是站得住脚的，马克思主义的，是首创性的，在他以前没有第二个人。他的功绩在这里。”[44]

　　郭沫若不仅因其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发凡起例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先河，被公认为近现代史学除旧布新的一代宗师；而且还因其有一批独领风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力著，而被时人和后人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泰斗。他一生涉足的研究领域极广，在史学著述中建树甚多，诸如在古文字研究、先秦诸子研究、中国古代史分期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古籍整理与校订、近现代史研究等领域均有建树，而且又多是给后人以启迪的开山建树。关于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就，笔者另有专文论述[45]，兹不赘言。